中国应该且能更多地、积极地参与制订规则

　　记者：您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来，有没有遇到什么事例可以说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在上升？

　　沙祖康：经济社会事务是联合国三大支柱——安全、人权和发展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提名我任主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我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顾问，参加了联合国所有的气候变化会议，也目睹和见证了哥本哈根谈判的整个过程。往事不堪回首。中国在参加哥本哈根会议前曾昭告世界，2020年以前中国将把能源效益提高40%。中国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排放很少，改革开始之后中国增加了一些排放。即使这样，中国的人均排放也只有美国的1/5。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承担义务，我们无端受到指责，这是最大的冤假错案。中国做的最多，遭到的批评最多。辩证地看，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也说明，外界对中国的期待上升了，中国的影响力增长了。

　　记者：您认为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应该是什么样的？

　　沙祖康：世界经济治理变革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公正和合理的方向发展。公正合理是主观判断。什么叫公正？什么叫合理？恐怕不同阶段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赞成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为现在不是很公正，也不是很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很模范地遵守国际规则，虽然许多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公平，但中国一直遵守。国际规则一直都是强者而非弱者制订的。历史上从来如此。包括联合国宪章也是战胜者而不是战败者写的，当然战胜国考虑了战败国的利益和需要。中国应该并且能够更多地、积极地参与制订规则。

　　最可怕的是最发达贸易经济体搞保护主义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的机会和途径是什么？

　　沙祖康：首先，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朝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讲到贸易保护主义，口头上谁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实际上正是那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口号叫得最响的国家，借口金融危机、国内困难或为了赢得选票有时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最可怕的是最发达的贸易经济体搞保护主义。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中国正在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努力。同时中国坚持平等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中国的意愿是真诚的，措施也是实实在在的。

　　其次，在推动国际货币系统改革、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方面，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已经得到增加，这本身就是对发展成就的认可。但还有许多改革尚未完成。投票权的增加尚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现在机制还不很公正的局面，因为一票否决的格局还没有改变。如果这个格局不改变，就很难说这个机制是公正的。

　　另外，中国正在继续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推动以公平择优选择国际金融机构管理层；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准备货币体系；参与国际金融准则的修订，包括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会计准则、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标准；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2000年以来，中国参与构建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有14个。

　　总之，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国际体系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改革迫在眉睫。中国成为20国集团的重要成员。这些新发展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了机会。

　　中国有大量的经验教训与全世界分享

　　记者：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底气何来？

　　沙祖康：在世界经济治理方面，中国发挥作用有自己独特的条件。

　　第一，中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对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国的文化是讲友善与和谐的文化，推崇和为贵。中国文化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有发达的地区，某项领域有最先进的科技，同时也有中等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的地区。世界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中国都存在。对发达国家的关切，中国能够理解，因为中国有发达的地区，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关切，中国也能够理解，因为中国也有不发达的地区。从地理上讲，中国有干旱地区、内陆地区、众多岛屿等，因此对内陆国家、小岛屿国家等的问题，中国也感同身受。中国还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应该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有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和全世界分享。

　　第三，30年来中国经济速度增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在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在世界经济陷入金融危机后的2009到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的第一发动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期待，希望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