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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文化
如何打造“硬”实力?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文化强国”成为讨论的热词。全国政协于3月8日召开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会上的一段话广为流传,他说文化强国,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从历史文化来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关键是未来文化强国的文化形象应该是清晰的,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拥有强大的政治话语权;经济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升,美国甚至有经济学家提出“G2”的概念。但在文化上,中国显然没有获得与其经济与政治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如果再将此与中国历史上文化输出的盛况联系起来,就更不能不令人一声叹息。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2012年主要任务之一。报告中提到,优秀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要提供优质丰富的文化产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和档案事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深入开展对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文化相互借鉴。

   文化发展关涉到一国的软实力。而从目前国家层面的布局看,主要在三个方面着力:沿袭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产业水平;深入对外交流,强化文化输出。

   这当然都是正确的方向。问题在于,如何落实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落实的好坏也将最终决定中国文化建设的成败。其间尤需警惕的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能导致的失灵,在制定规则的基础上,要尊重民间自发秩序。

  我们要传承什么?

  中国的文化传承,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我们经历过一段“破四旧”为关键词的文化革命,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起步,打量并研判过往的遗产。这中间,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和20世纪硬性植入的共产思想,需要分开来讨论。

   一个国家的民众容易产生“文化民族主义”,认为自身的文化与价值规范,相较于其他异域是最好的。这一般产生于国力强盛的民族。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下的美国,都存在这种社会心理。但反过来,对一个积弱的国度而言,其民众又容易滋长“逆向文化民族主义”心理。这种“逆向文化民族主义”通常以试图反省的知识分子为发端,逐渐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的大国自恋情结,在19世纪中末,被现实击得粉碎。西方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对华夏文化的推崇早已成了往事,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入“逆向文化民族主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话语的历史虚无与文化激进主义,开始赢得越来越广阔的市场,而文革期间的“破四旧”则到达这种中断传统文化联结的最高峰。与此同时,20世纪中国也成了外来思想、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试验场。

  这段历史我们有惨痛的教训。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应给予讨论空间。

   一个国家的5000年文化传统,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文化亦非一成不变,总是会随时代情境的改变而被注入新的内容。我们现在需要改变的,是“逆向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恢复我们自信的文化精神--当然,这也并不妨碍对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执行所谓“拿来主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波折,而现在官方进行的反省并不足够深刻。这种语境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很容易流于自说自话,既缺乏民间支持的根基,也不易在国际文化交往中获得尊重。这大概是我们目前面对的最大困境,考验执政党的智慧。

  体制如何改变?

  文化体制改革是个说了多年的老话题。本次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是,继续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一大二公”的时代痕迹还在,我们现在需要通过改制进一步抹平它;但改制只是手段,目的还是要做大做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报告中特别提及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等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较,这些都是我国的短板,尚存在明显差距。这些都是文化软实力的部分。以影视而论,好莱坞可以把伊战宣传片拍成《拆弹部队》这样的经典,而我们还只是沉浸在靠明星脸搏出位的画面精致而内容粗鄙阶段。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不缺资金,甚至技术也不是问题,我们最匮乏的是创意。

  不过,虽然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层。但近两年,中国的影视与文艺产业,确有突飞猛进之势。我也相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与市场化程度的加快,情况还会有所改善。到时候,可能中国会出现如其他经济领域所出现的症结:不当管制固然是硬币的一面;但缺乏规则的过度自由化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其弊病将越来越重。

  相比影视、文艺,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的转轨。这一块的难度也更大。只是改革势在必行。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接受中国媒体独家采访时,摈弃既往选择新华社或央视的思路,而将机会让给南方周末,接下来德国总理默克尔亦对南方周末表达青睐。这显示出,西方国家对中国新闻媒体业的评判标准。

  中国新闻媒体,近年较为活跃,这和其逐步与市场接轨的经营属性有关。同样面临的问题是,党政机关过于看重对政治舆论导向的掌控,而对应予规范的领域却无所作为--譬如虚假医疗广告在媒体上泛滥成灾。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积极发展新闻出版事业,但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改革,目前却缺乏成型的路线图,同样考验政府智慧。它关涉到舆论监督的成效,也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感。

  输出与借镜

  中国这几年加大了媒体外宣的力度。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巨型屏幕,不断的有中国宣传片播放。这是中国主动进行自我形象营销,改变被“妖魔化”命运的一次努力。一方面,中国在不断打造媒体航母,提升传媒实力;另一方面,又奉行“走出去”战略,试图在西方一边倒的对华解读中占据一席之地。

  与此相呼应的,是孔子学院的对外输出。孔子是中国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2004年11月,韩国成立全球首家孔子学院,此后陆续有数百家孔子学院开始遍布全球,而以美国及欧洲为最多。这项旨在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文化输出行动,究竟执行成效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其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包括台湾亦步大陆后尘,开始了在海外开设台湾书院的计划。

  但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运作中,孔子学院如何避开低效的泥沼。孔子学院的文化输出,也应秉持更为喜人乐见的方式,这样才能让不同文化背景者萌生兴趣和乐于了解。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不要将其变成意识形态的新一轮对抗。

  媒体传播和文化输出,是近来中国正致力打造的“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我的品牌营销也显得格外重要。因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东西方的误解在所难免,但通过对话交流,增强了解,不仅有助于消除西方对中国的猜疑,也有利于我们正确认知西方。对双方终究是有好处的。亦即,文化需要输出,也同样要借镜。

  还想强调的是,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一段话:“维护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宗教对文化繁荣的积极作用,在此得到肯定。东西方宗教固然有差异,但其精神确有共通之处,相互交流有助破除隔阂,也将加深我们对宗教社会功用的进一步理解。在社会转轨的价值混乱阶段,宗教所提供的敬畏、自省、守信与奉献精神,对守护一个社会的文化伦理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东西方的宗教文化需要交流,而在一国之内,我们也应进一步发挥宗教的规范价值,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才不会如无根之木。

  作者: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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