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并不“软”

      文化软实力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软实力的来源有四个方面，即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实际上四者都可以归属于广义的文化。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中国积极开展以中国语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广活动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这样的外交活动有助于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消除他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戒备以及树立一个文明的、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中国形象。近来美国《混合语》杂志不断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

冷战本质上就是一场文化战争

      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
       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文化如何扩大影响，值得深思

      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成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新世纪亚洲各国正在争夺文化话语权

      新世纪亚洲格局的重组，表现之一是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挑战，说明文化软实力关系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要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我们更应该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中国文化的地位在亚洲遭遇质疑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20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60万、70万年；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中国的文化安全面临不小威胁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
       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崛起需要丰厚的文化资本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1820年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到20世纪后期，从1952 年到2005 年，仅仅53年,中国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中国在掉下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复杂。一会儿是“中国落后”、“第三世界”、“中国的环境污染”等，一会儿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中国分裂”等。我坚持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经济，军事崛起，而在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清。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资本”还不丰厚，需积极进行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大国地位。

消除中国威胁论更需打出文化牌

      在西方现代性统治世界的近200年间，中国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之间摆动，或认为自身历史悠久，或崇拜现在的西方。人们一方面在忘记中国自身的传统，一方面对西方这一他者总是雾里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学习并没有获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内在特性，反而往往通过西方抹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
       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岳川>>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