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桂路：打破“红包困境”必先树立医院公信_新闻台

　　正如邓海华所说，“红包问题非常复杂，卫生部一直在加强红包治理。媒体说光签表面上的东西不起作用，但我们在解决体制机制问题之前，进行（相关）综合治理是有必要的，因为不可能现在就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这句话暂且当成是卫生部的一个表态，可以看到红包问题已经成为解决医患矛盾中一个绕不过去的绊脚石，不得不整治，卫生部是下了决心的。

　　但是公众包括媒体和网友在内的质疑也很正常：红包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面上的问题，用面上的解决方法毕竟很难根治，甚至能不能起到效果都很让人怀疑。况且，红包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不应该算是一个双向的问题――病人争相给医生塞红包是常态，医生主动索要的毕竟还是少数。就算签了“红包协议”，协议管的了医生，却很难管到患者。因为对患者的监管本来就是一个大问题，医院有医生管，你可以把他处分甚至解聘，但你怎么处分患者？难不成要把他赶出院？所以，一个“红包协议”充其量只是一个友好的信号，一个卫生部要整治医患矛盾的决心。把他当真而欢呼鼓舞？还是算了吧。

　　当根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任何在面上的治理都很容易让人质疑其功效。正如这个“红包协议”被质疑为“面子协议”一样。不找到红包问题的根源，不拔掉这个问题的根，一个“红包协议”实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就我们现在的医患矛盾来说，其根源并不在患者非得给医生塞红包这样的谁是谁非，甚至根本不在红包问题这样的利益纠葛，而在于医院的公信力受损，医院说话没人信，医生开药不放心。对医院不放心，对医生不放心，但遇到手术和大病这样的问题时却又不得不求助于医院，不得不求助于医生或者名医，这个时候才会出现我们惯用且屡试不爽的手段：收买，送红包。

　　患者为什么不相信医生？不相信医院？因为本来应秉承人道主义的公益性质医院早已沦落为了利益至上的敛钱公司，看病难，看病贵早已让患者们对医院的信任一扫无余，而医院在爆出的诸多利益丑闻更是让它在患者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而本来作为救死扶伤者的医生还有几人依然能够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坚守自己的职业理想？诸如医生将新生儿丢掉马桶，医生乱开药，开贵药，拿提成这样的丑闻屡屡见诸报端，我们又怎能相信医生们还是自己的白衣天使？

　　在医术沦落，医德堕落的时候，让我们重温那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有害的药品给予他人，也不指导他人服用有害药品，更不答应他人使用有害药物的请求。”这既是对医生的要求，更是作为医生的底线。其实我们要求的很简单，要解决医患矛盾也很简单，我们只要医生们不背离自己的本分，做自己应该做的，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