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昌发：“读书无用论”与“知识改变命运”_新闻台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平均工资数据，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2000元大关，达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幅达21.2%。相比一些新入职的大学生，农民工的月收入要更高，一些有技能的农民工，旺季月收入过万元，超过一些白领。不少大学生感叹：历经十几年寒窗苦读，毕业后竟发现需要和农民工兄弟抢饭碗，且工资还比农民工低。（7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最近关于类似中国大学生与农民工起薪差距缩小的讨论再次沉渣泛起，与以往一样，每每类似的讨论都引起不少人对读书无用论的关注。说实话，笔者以为关注大学生工资民工化意义并不大。这里面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说大学扩招后大学生急剧增加，在本科生满街走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语境下，大学生干民工干的活，拿民工拿的钱，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特别地，从来就没有规定说民工的工资就一定得比大学生的工资低，所谓“脑体倒挂”不正常向来都只是一些人在自以为是。

　　在笔者看来，民工每天耗费大量的体力劳动，其辛苦程度未必就比大学生的智力付出低劣，用工资去衡量劳动的优劣本来就很荒唐。实际上，在新加坡、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那些一线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与大学生的工资差距相当小，甚至不亚于公务员。数据也显示，学历对工资的影响相当有限。如2008年的挪威，各学历段平均月工资为：持初等文凭的职工32760元/月，持中等文凭的职工38610元/月，持大学文凭的职工45630元/月，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职工56160元/月，最高学历工资与最低学历工资比值为1.7。

　　因此，拿大学生跟民工比意义相当有限，除了突出大学生和民工一样“可怜”之外，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更何况，就算毕业多年的大学生，工资水平不如农民工，亦不足为奇。诚然，人们都希望知识能在社会序列中赢得物质化的尊严，但能改变命运的，不仅有知识，还有制度、性格、机遇，等等。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往往不过是增加了人生向上的机会，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物质财富。

　　基于此，“读书无用论”的偏颇之处正在于放大了“知识改变命运”，进而将金钱作为评价个人成败与否的唯一标准，过于功利或过于自信地认为学历高低与物质占有量之间存在必然性正相关。实际上，学历与身价不能简单划等号，这是常识。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高学历者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恰恰是将接受高学历教育视为将来生活的预备。这显然过于乐观且盲目。

　　在笔者看来，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是社会收入分配上的沟壑。例如应该多关注大学生、农民与公务员与国企工作者等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因为恰恰是这些差距更能突显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协调。应该说，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在收入上不应远远领先于民工，而在中国，这种差距相当明显，普通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倍还不止——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收入与一线工人以及大学生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基于此，我不敢说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偏大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但重视和解决这些差距问题，无疑有利于减小中国时下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