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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物】
赵晗
唐娅
吕亚钧
谢仲爱
唐晓姣 香港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 总干事
赵晗的香港同事
梁国城 香港舞蹈团 艺术总监
许荣茂 香港新家园协会 会长
记者：香港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济活力被誉为东方之珠，万花筒般的世界也因此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到这里学习、工作乃至定居。那么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至今一个数字高达70万的新群体逐渐来到这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包括商业、服务业、文化教育传播乃至更高端的金融业，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到香港香港怎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与香港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将走进来自内地的新香港人。
记者：香港究竟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赵晗：其实我是在进入清华以后的军训收到了港大招生的信息，当时我一看香港大学，然后我有同学就议论说香港除了购物还有什么呀，但是我心里就觉得香港这个地方对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吸引。
七年前，还在清华大学读一年级的赵晗与来内地招生的香港大学不期而遇，结果一种走出去的渴望让她放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而选择了香港在北京生活了太久，我就是挺想离开，北京这个一切于我而言太熟悉、太理所应当的地方，我也去听了港大招生的讲座，我看见那些教授、那些老师，我就感觉到他们的气质，跟我所习惯的老师的气质很不同，我不知道这种不同背后究竟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种多元化，而且他们的气息挺吸引我的。
就在赵晗来到香港的同一年，一个名叫唐娅的舞蹈演员也从内地来到了香港，与赵晗有所不同的是香港对于唐娅来说清晰地意味着一个梦想。
唐娅：我就是在一本舞蹈杂志上看到香港舞蹈团在招演员，我之前有耳闻过这个团，就是很专业的一个团，然后香港又是一个自己没有来过的地方，觉得好像挺向往的一个大都市。
唐娅，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二十岁出头就已经是杭州歌舞团的台柱子。2005年通过考试，她进入了香港舞蹈团，但却仅仅是一名跳群舞的演员。
记者：那当时(香港舞蹈团)同意你来，有没有跟你说，你来了以后是做主要演员，还是做群舞演员？
唐娅：当时说得很清楚，我考的时候就考的群舞演员。
记者：甘愿吗？
唐娅：甘愿的，我考上一个平台很高的团体，那我觉得我既然喜欢，我就得去做。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会觉得金子在哪都能发光。
就在唐娅和赵晗来到香港的这一年，30岁的吕亚钧辞去了当时国家外经贸部主任科员的职位，前往美国求学，当时他已经工作五年，曾参与过有关WTO的多项工作，还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升迁的机会也近在眼前，但是他仍然放弃了。
吕亚钧：可能再等一两年，我就可以当副处长，然后处长，这是一个可以非常看得清的一个轨道，但是我当时走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对挑战的那种渴望。
经过两年的学习，吕亚钧在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美国最著名的两家投资银行都为他提供了留在美国的机会，吕亚钧却最终选择了香港。
记者：毕业以后呢，为什么不留在美国？为什么又选择到香港呢？
吕亚钧：因为我学的是金融，金融这个行业呢，有点像游牧民族，就像它必须要逐水草而居，所谓的水草在金融这个领域里是你的经济活力，你的客户资源，你哪里的经济发展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你需要回到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那在你看来，香港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当中，它是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吕亚钧：作为做金融这个行业来讲，香港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中国经济，在背后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又有能够利用我的文化背景的优势，我需要回到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个地区，利用我自己最熟悉的这些语言文化的特点，能够把自己的事业推向一个比较高的点。
根据香港入境处统计，回归十五年来像赵晗这样通过求学留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已经数以万计，而唐娅、吕亚钧则得益于香港政府推出的“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优才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吸引了5000多名专业人才来到香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每年大约5万人的庞大内地人群来到香港。
记者：你来香港之前是做什么的？
谢仲爱：开一个童装小店的。
记者：那怎么来香港呢？
谢仲爱：我的丈夫来了这里，不可能两地分居。
谢仲爱的公公婆婆几十年前从广东移居香港，2001年前后丈夫谭精想的三个兄弟姐妹也纷纷跟着老人家定居香港，2006年谢仲爱带着女儿投奔丈夫，像她们这样为了家庭团聚来香港定居的占内地来港人群中的大多数。
记者：刚来的时候，你们住的房子有多大？
谢仲爱：20平方米。
记者：20平方米？
谢仲爱：是啊，一家四口，很小啊，很想回去，说不想住在这个鸟窝、鸟笼里面这样想。
香港的高房价、空间狭小已经为世人熟知，一般新来香港的一家三四口居住在10平米左右的小屋里可谓司空见惯。
谢仲爱：我女儿来到(这里的)学校，认识的新朋友又不多，住房又憋窄，吃的也没有(內地)那么新鲜，最初都不满意，后来爸爸妈妈在这里工作，(一家人)在一起了，说得我都要掉眼泪了，不好意思。
记者：想得通吗？
谢仲爱：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想不通的，但是既然来到了，一定(要)适应它了。
赵晗：特别是刚来面对生活、文化都有差异。那个时候的确有时候会质疑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了？
唐娅：不习惯，真的不习惯，后悔过。
香港以它的繁华、璀璨吸引着各式各样的人们，从内地各个地方来到这里。但香港同时也意味着异乡的漂泊、激烈的竞争、快速的节奏以及狭窄的居住空间，初来乍到的人们能否适应这里的新生活？又是什么在吸引着他们一直留在这座城市？
初到香港、陌生的语言、生活习惯的差异还可以慢慢适应，但疾病的困扰始终是让人软弱下来的那根稻草，怀揣艺术梦想的唐娅终于进入了一个更加国际化专业化的舞蹈团，但来香港的一个多月后，就因为一次偶然手指骨裂。
唐娅：当时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陪着我的一个女孩，她说你要去医院做处理，她就陪着我去了玛丽医院，那是一家公立医院，排队我记得等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了，然后医生就来给我检查，然后他说你不行，你今天得住院，我就记得是一间就搭了一间床位给我。很矮、很窄、又短，然后那间床位我就坐在那儿，我实在睡不下去，因为公立医院人很多，记得等到十一点多，我同事都等不下去，等到半夜一点，然后医生来了，终于来了，然后就跟他去了手术室，然后躺在那个手术(台上)，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就大哭你知道吗？
记者：你是因为疼而哭？还是很委屈而哭？
唐娅：又疼又委屈。
记者：那时候动摇过吗？
唐娅：那个时候我就挺后悔的，干吗呀，杭州好好的，主要演员当着，干嘛非得来这儿？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唐娅又在排练中不慎摔伤，先后导致鼻骨骨折和脚骨骨折，于是妈妈把她接回了贵州遵义的老家整整休养了两个月。
唐娅：(但是)我觉得自己选择的，就是自己选的一条路，就得走下去。
实际上，作为香港舞蹈团当时一名普通的群舞演员，能让她忍受生活的孤独无助继续坚持下来的是她来到香港的初衷。
记者：你觉得香港舞蹈团跟内地舞蹈团相比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唐娅：以排练和演出的状况来说吧，香港舞蹈团排舞剧一年四到五部，但是在内地就算是中央团体，一年一部已经算是最多的了。
记者：机会太少了。
唐娅：太少了，香港舞蹈团，它首先的定位就是做舞剧，不参加商演。
香港舞蹈团是香港政府直接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旨在推动中国民族舞蹈的创作，对于唐娅这样的舞蹈演员来说，舞剧才是实现自身艺术价值的体现。
记者：你在香港的演出，你能感觉到香港的观众和内地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唐娅：舞蹈团很多节目都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香港舞蹈团的观众都是买票进去看的，我知道内地有一些演出是送票，我们谢幕，大幕没有拉下来之前，观众是不会走的，一个人都不会走，一直在鼓掌，甚至有时候我们有演后艺人谈，愿意的观众会留下来跟主演或者是主创人员交流，这样子的。
记者：这个对演员很重要吗？
唐娅：非常重要，这是演员的一个价值，非常棒。
记者：非常棒？
唐娅：对，这种认同感是对于一个职业舞者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作为一个追求艺术的专业舞者，唐娅在香港找到了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纯粹的舞台，于是她选择了坚持与留下。2008年从香港大学毕业的赵晗同样选择了留下，她所学的专业是香港最热门的经济、金融，而且成绩优异。于是赵晗很顺利地进入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这是一个让香港本地人都羡慕不已的高端职业。但是赵晗仅仅在那里工作了七个月就毅然辞职。
记者：为什么在那儿只干了七个月就离开？在这儿有了一个这么好的饭碗断然自己把它砸碎，这可不多见。
赵晗：可以说在会计师行里面才让我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香港，就是一种中环的价值和文化，可以说在那里面的工作是非常考验你体力的，因为我们经常要熬夜。
其实这就是香港中环一些公司的写照，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中环区域则是中心的中心，在这些密集的高楼大厦里有数不尽的投资公司、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行，这里的效率世界领先，这里的人所承受的压力也让人难以想象。作为一家国际著名投行的高管，吕亚钧也深有体会。
吕亚钧：来到香港之后，几乎没有一个时间你是可以让自己的头脑休息下来，即使你的身体可以休息，头脑也是很难休息。
记者：我听人说过在香港工作，尤其是搞投行的，如果你在香港都干过来了，那全世界没有你干不下来的地方，是这样吗？
吕亚钧：说一段我自己的经历吧，有一次我连续熬了两天之后，然后我回到酒店，大概睡了5个钟头，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的电话，大概有4个未接电话都是我的领导打过来，我试图跟他解释说我前两天都没有睡觉，但是我只说了前两个字，马上就被打断，说不要跟我解释，马上在10分钟之内回到公司，这个是你应该做的。
记者：那你不觉得残酷吗？
吕亚钧：会，但是这是行业的规矩，你必须去学会适应它，否则你会被淘汰，投行的确是一个高压力、高效率的地方，大家对你的期待实际上更多地是期待你是一种以机器的方式按时、按质完成这件事情，不会夹杂太多的个人情绪在里面。
记者：你觉得这样过日子有意思吗？
吕亚钧：你当然不想这样过一辈子，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在你转型的头几年，在你还年轻、还有精力，还可以拼搏的时候，你是希望能够在这种高效率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下面历练自己，为将来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经过几年的努力拼搏，吕亚钧已经在高房价的香港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赵晗来说，中环尽管代表了众人追求的精英生活方式，难以适应的她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
记者：白领、收入高、能买得起房子、能出国旅游，很多大部分香港的白领追求的是这个。
赵晗：虽然我付得起房租，买得起漂亮的衣服，但是我越来越不知道我是谁。我什么都有的时候就丢了自己，我觉得这样不值得，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是一种耗、在耗竭，我并不觉得有任何成就感，你越走在梯队的前面，其实越没有自由，路越走越窄，然后我是被裹挟着。
如今回忆起自己的心路历程，香港大学是让赵晗开始学会独立思考的起点。
记者：那我们很想知道，你从清华到港大，你发现这样一种教育的理念和方式有什么异同没有？
赵晗：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怎么没人管我了，原来在清华的时候，我们是有很严格的班级的制度，一来这儿什么都是自由的，独来独往，自己对自己负责。
记者：但是这样一种完全异同的方式，对你的价值观有什么影响吗？
赵晗：会让我更独立，我现在开始得自己要决定一些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方向、自己规划自己、我自己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我决定不再跟精英的价值观，不再那么容易去听别人说什么是好，可以说北京是我成长的地方，而香港是我成熟的地方。
因为香港，赵晗开始成熟，唐娅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吕亚钧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基础。那么除了他们，像谢仲爱这样文化、技能水平都相对较低，却占绝大多数的新香港人生活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谢仲爱：我老公呢，以前在内地那边也是做室内装修的，在家乡舒服一点，可以做老板，但是来香港要打工，很辛苦，真的，做的那个手臂都有劳损。
谢仲爱的丈夫做装修，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为了补贴家用，刚到香港的谢仲爱只好在酒店当服务员，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跟广东开平老家富足悠闲的生活相比，差距很大。
记者：那可以告诉我吗，就是你们一家人，你和你老公每个月能赚多少钱？生活开销够不够？
谢仲爱：两个人一万多差不多，够那个生活开支了，简单一点，煲的汤没有太多的营养，这样了，买便宜一点的菜，算着那个钱来花。
来自内地的新香港人绝大多数都是像谢仲爱一家这样的通过投亲方式移民香港的。根据香港政府的规定：只要符合投亲的条件就可以获得来港单程证，在香港居住、工作满七年以后就可以转为香港永久居民，而未满七年的来港人士都被称为新移民。
唐晓姣(香港新家园社会服务中心 总干事)：主要是因为家庭团聚才会过来香港，那么家庭团聚里边最主要的又是夫妻团聚，大部分可能是4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这个群体一般来说在内地受中学的这个学历教育。
这里是一个叫新家园协会的公益组织，专门为来自内地的香港新移民提供各方面的免费服务，也是目前香港唯一的一家服务新移民的机构。据它们的统计，现在香港已经有70多万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其中70%左右都是像谢仲爱这样的低收入群体。唐晓姣是新家园协会的总干事，也是一名来自四川的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
记者：这些新移民来到了这里之后，他们普遍遇到的是些什么困难？
唐晓姣：如果他来自广东还好，但是如果说来自其它地方，语言不通那他需要去学习语言，那么另外就是他们需要有一份工作，小朋友在这里读书，他们可能因为不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或者是福利的体系，有很多资源他们不了解，也会造成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跟社会融入这样一个问题。在经济上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我们香港政府有个统计：如果香港普通的市民家庭每一个月的收入是一万八千左右，但是新移民的家庭每月的收入是接近八千，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我们就觉得就业、就学、融入都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初到香港的内地人来说，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生活方式、社会环境都有着明显的差异，都需要每一个新香港人去适应、认识乃至磨合与改变，直到融入这个新的生活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香港有着怎样的新发现？香港又将如何改变他们的命运？
中环，既是香港的地标，也是香港生活的标杆，但是年轻的赵晗却选择了离开这里，并开始重新反思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2009年，辞职后的赵晗去到了5.12地震的重灾区北川和香港的志愿者团体一起为灾后重建做心理援助工作。
赵晗：大概住了得有一个多礼拜，我就回来了，那时我就觉得这一个礼拜的经历真是比我七个月在会计师行不知道对我的震撼多多少倍。
从北川回到香港之后，赵晗就进入了一家公益机构当起了义工，专门为北京的外来工子女教育提供培训、心理辅导等服务。
记者：你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你理当应该成为一个白领，干更体面的工作，有更好的社会地位，更好的收入，怎么会从事义工呢？这是不是一种浪费？
赵晗：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接受了好的教育，你就要为你自己攫取荣耀，攫取地位，但是这是教育的真意吗？难道一个精英他汲取了最丰富优厚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所有的日月精华集于他一身，他就为了个人膨胀吗？
其实在香港像赵晗这样当义工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成千上万，香港早已形成了一种成熟的“义工文化”。
赵晗：我对于香港还有一点觉得很欣赏，就是这里有很多元的、很尽责的一些民间组织，我并不觉得香港人都是拜金的，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有很多从事公益事业，我也并不是一个有多么高觉悟的人，只不过是一个想踏踏实实认真做点实事，忠于自己的人。
不久，赵晗就被这家公益机构聘用为专业人员，但收入与最初的会计师事务所天差地别。
记者：做义工，你所收入的东西肯定是精神上的可能很多，但还有物质呢？
赵晗：当我们外界的生活告诉你要活得高雅、活得高贵，什么物欲都要尽量满足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朴素并不代表着邋遢或者马虎或者是卑微，相反我觉得在这三年在这个机构的服务服侍，更是让我有了一个新的领悟，其实我觉得俭朴的生活、朴素的生活非常舒服。
2009年，赵晗的命运由此转折。也是在这一年，唐娅终于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唐娅从一名群舞演员一步一步成为当时香港舞蹈团唯一的首席女舞蹈演员。
记者：就是平时你的训练，你感觉到你比别人付出更多吗？
唐娅：我不能说我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我只能说我很认真对待我的工作，就是包括我的训练也好，包括我在做群舞演员的时候，我一定认真做任何一个角色，哪怕我站在后面，我也很认真地去跳。
记者：你自己觉得自己是金子吗？
唐娅：我觉得只要你做得好，你站在最后一排观众也能看见，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很重要，也是能够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和坚持吧。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理念：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就更加的吻合？只要你努力，更加吻合？
唐娅：现在认为更加吻合，只要你努力你就有收获。
记者：只要你努力你就有收获？
唐娅：对。
记者：那这种感觉在内地没有吗？
唐娅：有，不能说没有，但是也有其它的因素包含在内。
“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这其实不仅仅是唐娅的一种信念。在香港，竞争规则的公平、公开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有的信念。即便是在竞争最激烈的香港金融业，身为投行高管的吕亚钧也深深认同。
记者：你怎么来看待香港存在的这种竞争？
吕亚钧：是非常激烈，但是我的感觉这种竞争还是良性的，还是有促进意义的。在这个空间里面实际上你的标准和别人的标准是一样的，而且是透明可见的。你知道你将来是用这一套标准被衡量、被评判、被取舍或者淘汰，你和所有的人都在平等竞争，你被淘汰的时候，你也会无怨无悔。
公开、公平的规则在香港社会无处不在，对于这一点每一个从内地来到香港的人都会在细枝末节的社会生活中，有所发现。
赵晗：比如说香港人喜欢排队，只要有排队，我觉得我等就能轮到我。
记者：你这么多年了在这儿，有没有见到加塞儿？
吕亚钧：有的，但是更多的情况就是说有一个人加塞，会有三个人跳出来，然后大声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退回去，这代表着公众对秩序的一种尊重和大家对于香港这个制度社会的一个珍惜，这对你来讲实际上是非常踏实的一种感觉。
记者：非常踏实的一种感觉？
吕亚钧：我们都是升斗小民实际上，你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不是靠你的体力，不是靠你的胳膊去争取你所能够拿到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更重要的东西是需要一种体制，需要一种文化、需要一种秩序，香港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能够给你这样一种保护，让你知道就是有这样一个更大的实力在后面。
记者：所有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香港这个社会太规矩了、太秩序化了，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赵晗：我觉得是一种法治社会的根基吧，其实人怎样才能有安全感呢？还是说有规矩，没有规矩的自由并不能带给人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在于我知道怎么做就有一个什么后果，我知道怎么做就有什么惩罚或者带来怎样的保护，但是这个规矩一旦被潜规则所模糊掉，人就没有安全感了，我不知道我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首先感到的是香港的法治精神特别令我感到安全，这个城市这样给我安全感。
可以说香港的秩序与法治可以让每一个人触手可及，谢仲爱一家四口在来港三年后通过排队顺利地申请到了公屋，也就是香港政府的廉租房，每个月只需付两千多港币租金，有四十多平方米；女儿也通过程序申请到了助学金，并且考上了公立的英文学校；最让一家人欣慰的是从小有些语言障碍的儿子得到了政策规定的援助。
谢仲爱：(儿子)到两岁多他才会叫，叫爸爸妈妈，这样呢，那时候我很担心。在我们内地其实根本不是了不起的事，只是这个小孩笨一点，但是在内地呢没有这方面的帮助，在香港有了。
谢仲爱的儿子每个星期都可以受到来自慈善组织的免费训练，如今已经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小学一年级。今年，为了照顾儿子已经几年，没有收入的谢仲爱在新家园协会得到了一份工作，就是向新移民推介新家园协会的服务项目。
记者：等于是你在新家园先得到帮助，然后你又成为新家园的工作人员去帮助别人。
谢仲：是啊，我之前看报纸上来是填(报名表)做义工的，做义工都会做很多事情，这里的姑娘她们很好，知道我在做兼职赚不到钱，然后她们就介绍一份工作给我。
经过几年的努力与磨合，我们关注的几个新香港人在这座曾经陌生的城市慢慢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但是由于未满七年，他们仍然不是法定的香港永久居民，而且要成为一名香港人更为重要地是能否真正融入这里的文化与社会，那么他们准备好了吗？
2010年，赵晗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汇集了赵晗从北京到香港后六年间的日记和博客文章，真实地记录了她在香港生活的点点滴滴，书的名字叫《港漂双城记》。
记者：为什么用“漂”这个字？
赵晗：其实这个名字想了很久，都不知道叫什么。后来我想到“北漂”这个词，因为我现在服务北京的农民工子女，而且其实北京有很多的“北漂”一族，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被触动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是漂流到香港的人，不如叫“港漂”。
在赵晗的记忆中，一次特殊的经历让她更加纠结于自己的内地身份。
赵晗：有一次有一个人在一个公开的学习机会上面，听到我用普通话问了一些问题，他就走到我面前来说“你们这些内地人现在跑到我们这儿来争资源，争饭碗，我想跟你谈谈这个问题”。
记者：你作何回答呢？
赵晗：我什么也没有说，当时听了以后心里还是挺难受的，特别是2008年前后北京为了奥运真的是改头换面，很多地方都找不到，面目全非，但是北京经历这个更新的过程我并没有在其中，但是我回到香港，香港人也永远不会把我当成香港人，所以我就有一种被两边都不接纳的感觉，在那个当觉得被悬空，挺难受的。
记者：这种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人持续了有多久？
赵晗：其实持续了挺久时间，我之前就觉得为什么我非要属于一个地方呢？是一种有点悲凉的自我安慰，就觉得我不需要是北京人或者香港人。
记者：实际上有点赌气，跟你的环境在赌气？
赵晗：也行不通，其实我越这样越说明我在乎。
这种对于身份归属的困扰曾让赵晗一直无法释怀，直到进入公益机构为北京的农民工子弟编写一套教材的时候，赵晗终于解开了这个心结。
赵晗：这套教材当中有一个概念特别吸引我，叫做双重身份，当时我就想我自己我作为一个漂泊到香港的北京人，我真是觉得很难作为一个过客，因为人永远是有一种对于根的追寻，对于身份归属的认同，我就想我也可以有双重身份，我既了解烤鸭又明白广东烧鹅，我既懂得咱们北京的豆汁又能品尝香港的豆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好的。
记者：比如说你在外面参加一个活动，开个会，别人问你“小姐，你是哪儿的人”，你现在会怎么回答？
赵晗：我会说我是一个生活在香港的北京出生的人。
在赵晗工作的公益机构里，她是唯一一个内地新移民，而她的双重身份反而变成了一种工作上的优势。
赵晗的香港同事：她真的是很投入，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把她当成为香港人，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有这个既明白香港年轻人心理，还有他们的生活、想法，又明白内地的。
在唐娅所在的香港歌舞团近几年来自内地的演员越来越多，目前已经占到了一半。
记者：那您对这些内地来的这些舞蹈演员满意不满意？
梁国城(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满意，真的他们来了以后，跟我们融合得很好，成为香港舞蹈团自己一个比较独特的对中国舞理解的风格，而且是有一种热情来到香港，进行自己对舞蹈艺术的一种追求。
香港回归15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到香港，香港的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内地元素。
吕亚钧：现在所有的几乎在香港的这个商家会讲几句普通话，这是他们必修的课程，因为内地来的游客和消费者已经成为他们经济主要的支柱。
就在香港接纳内地的同时，香港对于内地的依赖也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经济、金融领域。
吕亚钧：这个非常明显，从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大概在三四年以前，每个月大概只是一两次去内地，但是现在我几乎每周都在内地出差，我的护照上面盖满了进出境(章)。
记者：每周都要回内地，那就是说你所在的公司它跟内地的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越来越多了？
吕亚钧：没错。
目前，内地已成为香港投资界的最大市场，据业内估计，香港金融界的利润中有超过60%来自于内地，而且近几年来内地新移民群体对香港社会结构的改变也已经引起了高度关注。新家园协会就是2010年由许荣茂等几位香港知名企业家投资两亿元发起创办的。作为一个30年前从福建来港的老移民，许荣茂对今天的新移民有着更多的理解。
许荣茂(香港新家园协会 会长)：其实香港是个移民城市，有那么几十万人他们在融入香港社会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困难，如果没有人去帮他就会沦为弱势群体，对香港的和谐就会构成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能过上好日子，大家能和和谐谐地生活，在香港这块宝地上。
按照香港法律，只要在港满七年就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并且享有和香港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香港身份对于绝大多数新移民来说是盼望已久的梦想。
记者：那你要是到了2013年，满七年了你也会去申请吗？
谢仲爱：我都会申请，那时候我会好一点了。
记者：说话你就满7年了，想过要去拿这个永久身份证吗？
唐娅：拿，当然。
记者：一定拿？
唐娅：一定拿。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新移民都对香港身份迫不及待。
记者：领不领这张证，永久居住证？
吕亚钧：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纠结，因为这张证可能带来有一些便利，应该说就我们所希望的，比如说税收方面的这些优惠，但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北京人，作为内地的这么一个身份实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记者：现在七年了在香港，你有没有想到拿到永久居民身份证？有这个计划吗？
赵晗：这个我还在考虑，因为听说得注销北京的户口。
记者：有一天无论你回到内地，还是去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因为你在香港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角落认定自己，我曾经或者我就是香港人？
赵晗：我已经这样觉得了，当飞机无论降落在北京的机场还是香港的机场，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回家了。我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香港人，同时也无法抹去我是一个北京人的印迹。
记者：就是不管你将来是不是离开香港？
赵晗：不管我在哪里，它都是会牵动着我内心的。七年了，香港包容接纳了一切我青涩也好，狂妄也好的过去，也是这里鼓励了我的成功，也接纳了我的失败，所以我觉得它绝对是我的一种母亲的感觉。
记者：香港用它一百多年的自由经济、法治、文化，接纳并且包容了来自内地的新香港人，这些人在香港尽管也品尝到了甜酸苦辣，感受了漂泊的孤独，但是他们的命运也因为香港这座城市所固有的活力和魅力而获得了另一种精彩；与此同时，香港也因为他们的加入而被注入了一种新的生机，随着两地融合的不断加深，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香港和内地还会开创出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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