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集体管理为何让人不放心_新闻台

　　晏扬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以来，国家版权局已收到书面意见400多件。4月25日，国家版权局首次集中回应了各方质疑和争论。针对著作权集体管理及延伸管理引发的“被代表”质疑，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司长王自强解释说，著作权集体管理及延伸管理正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因为大量著作权人未“被代表”，已经付出了惨痛教训。他举例说，谷歌数字图书馆将中国作家的20余万册图书进行扫描，但因为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文著协）无法代表所有权利人，很多赔偿费拿不到，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4月26日《北京日报》）

　　著作权集体管理确有其必要性，就像分散的消费者需要一个消费者协会来帮助维权。举个简单的例子：某报转载了某个作者的一篇文章，却一时联系不到作者，在此情况下，报社将稿费转交给文著协，再由文著协转交给作者，显然是简便可行的办法。正如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所说，把权利人难以行使的一些“小权利”集中起来交给集体管理组织帮助其管理，有利于著作权的保护。

　　基于此，这些年来，文著协、音著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音集协（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影著协（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相继成立，并发挥了有目共睹的作用，比如文著协代表著作权人与谷歌谈判，带领作家向百度文库“宣战”等。

　　著作权集体管理为何引发“被代表”的质疑呢？主要是修改草案规定了“延伸管理”的内容，即对于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许可其代表非会员开展延伸性著作权集体管理业务。比如多数音乐人与音著协签约，让其代理著作权，那么其他少数音乐人的著作权也就由音著协代理。这种“延伸管理”有其良好初衷，扩大了著作权代理保护的覆盖面，但问题是，有些著作权人并不乐意被代理，没有授权而代理显然是越俎代庖，即便出于好意也于理不合。

　　说到底还是信任度和公信力问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名称上虽有“管理”二字，但其角色定位和立身之本应是为著作权人服务，其公信力取决于服务质量。毋庸讳言，眼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不少，对此王自强司长也表示认同。举个著名的例子：音著协代表音乐人收取卡拉OK版权费，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最后，音乐人分得的版权费还不到全部收费的一半，最大的“利益均沾”者竟然是有关主管部门下属的文化公司。如此“集体管理”，著作权人当然有意见，尤其让吃过亏的音乐人不放心。

　　作为非营利社会团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信息公开透明，你向作品使用者收取了多少版权费，你自己提取了多少管理费，管理费提取比例是否过高，都用在哪里，这些信息应向著作权人公开并解释清楚；二是切实帮助著作权人维护权益，积极向作品使用者索取版权费，并将收益主动转交给著作权人。而日前情况是，有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越权乱作为，有的不作为，只收费不服务，版权费分配不合理，管理费使用不透明，官僚化倾向明显。如此，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公信力自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