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一些医院集中出现保定患者住院治疗现象。记者赴保定调查发现，保定各大医院限收职工医保病人。据悉，保定实行名为“总额预付制”医保新政，医保中心给医院定指标，要求医生限收职工医保病人，超出限额的由医生自行承担，若要在当地治疗，患者只能自费。（4月23日《新京报》）

　　任何“新政”，都得考量自身政策代价：其一，会否造成“误伤”，给第三方造成无谓损失；其二，推行成本是否过大，包括操作成本与管理成本。以此比照，保定市所谓“总额预付制”，想必难以令人满意。

　　考量本质，“总额预付制”，无非试图对既存医保制进行补漏。因为，在现实的规则框架内，“职工医疗保险”不时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套保、过度医疗、资金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基于此，收束资金源头的总量控制策略，成为一些职能者眼中的“治本之策”。但，过往的经验一再表明，“总量控制术”，始终是最粗线条的管理方式，乃至其正效益往往不抵副作用。

　　如今的问题是，“总额预付制”的压力，从医院转移到患者。为了不“超额”，某些医院甚至拒绝接纳职工医保患者，于是正常的就诊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现状如斯，医保费用是降下来了，可是医院当尽的社会功能，“职工医保”理应发挥的作用，却一步步走向虚置的境地。显然，“总额预付制”是一种自私的创意，为了功利的目的、基于管理的便捷，不惜扭曲了一些正常的功能与需求。诚可谓，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控制医保支出，必得恪守“保障合理医疗需求”的前提。事实上，近期保定市人社局就知会各医院，“必须保证医保患者正常就医”。但，“总额预付制”所产生的负面激励，正使得“保证正常就医”愈发困难。此等尴尬后果，固然源于“总额预付制”根源性的理念偏差，也与其设计之初的失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大医院的科室受制于“限额”，“每月只能收十来个职工医保病人”；而另一方面，一些民营医院、小医院，则苦恼于“医保基金使用指标根本用不完”。

　　粗糙的“总额预付制”，连起码的“指标合理分配”都未能做到，此为明显弊端之一。除此之外，它的凌乱之处还有很多，例如，以一种静态的视角，估量潜在的职工就诊需要，并藉计划指标的方式分配资金；以一种有罪推定的心态，默认存在骗保、过度医疗等现象，且不惜误伤、粗暴“打击”……当某种新政失去针对性、不具命中精度，甚至“后果”不可控，又谈何补漏“旧规”呢？在不完美的职工医保现状之外，“总额预付制”不过是在制造更多麻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