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运动员“官职奖励”弊端须从根源入手_新闻台

　　中国羽毛球队前女双队员黄穗，此前在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成群的中国体坛，并不是十分显著的运动员，但过去一周，因为她放弃了国内的副处级干部职位，突然出现在澳大利亚羽毛球队，一下子成了焦点人物。“黄穗事件”让一个特殊群体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就是“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这其中不乏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的成功典型，如邓亚萍、熊倪、谢军等，但身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也大有人在(中国青年报)。

　　尽管“黄穗事件”渐行渐远，但事件发生已经引来了社会舆论对中国竞技体育这种“官职奖励”机制的强烈抨击，因此值得我们思考。在中国体坛，存在许许多多的怪现象，对优秀运动员给予“官职奖励”就是其中一怪，忘眼全球，除了中国体坛有如此的做法之后，其他国家是极为罕见的。

　　其实， “官职奖励”本没错，众所周知，将军都是从士兵开始成长起来的，同样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就不能成为领导呢!但是，现在问题在这些运动员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没有发挥其官员的作用，被委以职务以后却无法履职已经成为常态。

　　据了解，中国第一位“官员”运动员田亮，在2005年9月，就被陕西省体育局给予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副处级干部职务，由于当时尚未退役，他也因成为中国第一位“官员”运动员而轰动一时。但戴着副处级“官帽”的他，在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从未履职。直到今年年初，他已经从陕西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卸任，但这不是免职，其公职人员编制和相关待遇仍然保留。

　　近几年来，类似田亮几乎不可能履行领导职责的官员运动员已是越来越多了。如：仍在中国乒乓球队效力的老将王励勤，2009年9月被任命为上海市乒羽中心主任助理;中国拳击队征战伦敦奥运会的主力队员邹市明，2011年1月成为贵州省体工大队副队长;中国体操队教练邢傲伟，2010年6月被任命为山东省体操中心副主任等等。

　　出现如此现象的根源就是，就业难导致的。由于中国在运动员培养上存在较大弊端，导致运动员在退役后必须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官职奖励”，这个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因为放到了一个不正常的大环境中，反而成了一种合理的选择。最终这些机制就成了解决优秀运动员退役就业难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不可否认对优秀运动员的这种“官职奖励”肯定会解决一部分运动员的就业问题，这其中也出现过一些优秀运动员在领导干部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成功实现了从运动员到领导干部的转型，可以说这是“官职奖励”机制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现实和理想终究是有差距的，在肯定“官职奖励”这种方式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官职奖励”的出现其实是中国体育的一个畸形产物。说白了，就是中国体坛在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和理念上的弊端，显然现在这个问题愈演愈烈了，“黄穗事件”就是最好的佐证。

　　为了避免“黄穗事件”再次发生，为了让中国体育健康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改变现如今这种畸形的“官职奖励”方式，也就是要从改变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方式和理念上做起。（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