飙涨的富豪与稀缺的贵族_新闻台

　　3月27日，胡润联合兴业银行发布《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称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达到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亿万资产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6.35万人，平均年龄为41岁，其中90%有计划送孩子出国留学。（3月28日《京华时报》）

　　在油价破“8”、菜篮子正面临“葱动的惩罚”背景之下，看高净值人群的消费需求，多少有些艳羡之意。中国富豪确实增长很快，他们年轻而巨富，是诸多奢侈品牌目标消费群体中的主力军。尽管我们至今仍无法摸底到确切的基尼系数，好在我们已经不再讳言“贫富差距”——即便观之国际背景，近40、50年来，巴西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全球最高水平，近来俄罗斯、印度的基尼系数也在持续走高，对中国而言，高发展带来的财富配置落差也须警惕。当然，对财富而言，从来没有人真的会仇恨，怨愤的永远是失衡的分配。

　　富人多一些，肯定不是坏事，最坏的是大家一起贫穷。但要让社会对财富保有敬畏与尊重之心，富人就要回答好三个问题：第一，财富来源公平与否？2005年的“财富榜”发现，中国最富有的400人中，有一半人是依靠房地产或制造业致富的，只有仅10%的富人在信息技术方面有投资。在美国，叱咤硅谷的天使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早就预言，如果你想（在信息时代）变得富有，“最有把握的方法，莫过于创立或者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当国外富人们纷纷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新王国”时，中国富人们好像除了买煤矿，就只能通过炒股、炒房当上“暴发户”，这样的比例，在富人群体迄今也不算低。第二，财富去处是否正义？花钱是个人的事，但财富不仅是个人的资本、还承载着社会责任功能，这正是西方国家富豪大多是“兼职慈善家”的根本道理，如果财富的集中，只是带来个人物欲的无度扩张，即便程序正义，也很难说，这个社会的资源流动是有序而健康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富人，似乎永远没有从暴发的狂喜中清醒过来，“左手诺基亚、右手摩托罗拉”的显然不在少数。第三，贫困群体有没有得到稳妥的安置？这个问题当然不是问富裕的个体，而是指向社会财富分配的制度，数据显示，我国贫困人口接近3亿，按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亿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了解决好控制分配差距、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

　　巴尔扎克说，“培养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的教养。”富人在飙涨，与此同时，贵族却在没落。这种断裂基于金钱、又不止在于金钱层面，他们“对平民百姓的轻蔑，毫无感情，毫无体恤，毫无慈悲”。财富累积起来的乖戾与跋扈，和财富的来龙去脉一样，处处令人生疑。这种逻辑是很可怕的：真正的富人享受不到富裕带来的幸福感；而暴发的富人却继续“加粗”着群体间的断裂。

　　“多大能力，多大责任”。这个道理，在赚钱的时候，谁该讲给他们听？（邓海建）

　　(来源: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