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增加居民收入并以此拉动消费,一直广受关注。近日,有媒体刊发了“龙年掂掂钱袋子”系列文章,聚焦百姓收入问题。文章指出,虽然收入不断增加,但是百姓所“愁”并未减少。今年两会期间,也有人大代表提议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四万亿消费券,以扩充“钱袋子”的方式,提高民众消费“底气”。

　　谈及促进消费,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变。10年前就有学者指出,我国正逐渐告别生活必需品消费时代,进入耐用品消费时代。就是说,生活必需品的匮乏状态式微,耐用消费品(汽车、旅游、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成为日常消费的主要内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直接反映了这一变化。与生活必需品不同,耐用品价格昂贵,人们购买时仅凭当下的收入是不够的,必须要动用储蓄甚至是未来的收入――贷款。因此,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人们很难放心购买耐用消费品。不难看出,在消费结构发生质变的今天,拉动消费的关键并不是涨工资,而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从国外的经验看,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就是在消费结构转变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比如英国,就是以贝弗里奇报告为基础建立了政府全面介入并涵盖全民,系统解决失业、疾病、生育、残疾、儿童教育、养老等问题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使普通英国人的生活质量有了保障,消除了对未来的不安全感,较为平稳地过渡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同时期的美国虽然没有建立福利国家制度,但出台了《社会保障法案》,由联邦政府以公共政策的模式,全面介入社会福利问题,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建立和修订,解决了普通美国人经济上的保障问题。美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成功迈入大众消费时代,与此不无关系。

　　对比我国近年来的数据,“涨”的工资显然没有迅速进入消费领域,而是转身进入了储蓄。数据显示,2004-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与GDP的增长率基本持平,可见收入的增加并没有让老百姓“放胆”消费。因为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普通老百姓必须要独立面对看病、养老、买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耗资庞大的耐用消费品,无法不“愁”。

　　因此,在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时,必须大力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不仅要不断扩大社保的范围和服务项目,更要提高社会福利的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化解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为其提供稳定安全的未来预期。同时要打破以往以户籍为基础的保障模式,努力实现钱随人走,适应市场经济下人口流动的客观现实。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敢将钱花出去,才能充分体会收入增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