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李昌鉴提出了一个大部分政协委员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20年前政协界别就是34个,能不能变变？(3月10日《中国青年报》)

　　李昌鉴提出调整政协界别的建议,是因为“这些年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社会阶层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界别应该有所改变。”而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提出,“农业界别107名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数据显示,到2月29日止,全国政协农业界别委员是66人)这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国有9亿农民,全国有2275名政协委员,居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实在匪夷所思。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国政协没有农民的席位,与上文所说的社会阶层的变化毫无关系,因为农民这个阶层不是改革开放才产生的,而是古已有之的,不过是现在可能有部分农民进城打工了。而且,在政协的历史上,农民的席位经历了一个逐步削弱的过程。人民政协会徽上有四面旗帜,第二面红旗象征着农民。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就有农民代表出席会议。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召开时,就为农民设置了“农民界”,并一直延续到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始,农民界改成了农林界。1998年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又改成了农业界别。但后来的实际是这个界别中都是专家学者或党政干部了,缺少了农业的主体——农民。

　　我国的民主包括人大的选举民主和政协的协商民主。在选举民主中,农民的代表权只是城市的一半,这个不合理做法已经纠正了。而在协商民主中干脆把农民排斥在外。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把9亿农民的代表排斥在政协之外,这个协商民主也就打掉了大半的折扣了。于是,只能靠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来代表农民说话,这当然是一个渠道,但是,农民不是哑巴,他们为什么不能直接说话？

　　关于在全国政协中增加农民委员,我们已经听到不止一次的呼吁了。这一次,除了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农业界别的委员、郑州市政协副主席舒安娜也说,全国政协农业界别现有68名委员,没有一个农民,觉得这不合理,两会开幕之前,也向全国政协会议提案,建议增设农民界别。更早一点,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黄璜、方志远在农业组讨论时呼吁,全国九亿农民,才有一名农民政协委员,实在太少,应该增加。遗憾的是,呼吁的结果是,反而由“九亿农民,一个委员”变成了“零”。

　　政协委员为什么没有农民？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农民界别”;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农业界别”中,各党派、团体、各个单位和各个方面酝酿、推荐、提名、协商时,农民并不属于党派、团体、单位,也就无法被推荐了。如果专门设置一个“农民界别”,再规定好“农民”的定义,处于弱势的农民席位就不会被别人争取了。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文艺界就能搞149个委员,唱个歌、说个相声都能当政协委员,9亿农民岂能“光头”？即使是精英政治,也需要草根陪衬一下呀。9亿农民,其中应该也能出几个“精英”,不乏具有参政议政水平的人啊。

　　当然,在全国政协增加农民委员的席位之后,各级政协也应该上行下效,不能继续把农民排斥在大门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