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报：这两天，很多代表和委员都在讨论改革，有人认为改革停滞，有人认为改革回流，对此，你怎么看？

　　迟福林：确切地说，改革是到了一个困难阶段。现在最关键的是，对当前改革的突出矛盾作出判断，我认为突出矛盾就是利益关系失衡，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利益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关系，以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等。

　　新京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70次“改革”，如果做个排序，应该先推进哪些改革？

　　迟福林：首先应该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是百姓最关注的，影响社会公平。然后是财税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拿出一部分国有资本投资公益事业，做公益性国有企业；然后是社会组织改革，让各类社会组织代表所在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最后是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关键点和突破口。

　　财产公开要从官员做起

　　新京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对于整体改革会起到哪些作用？

　　迟福林：世行报告的数据，可以参考，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60%社会总体个人财富；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社会总体个人财富。这表明，收入差距在拉大，蛋糕怎么分，已经影响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

　　怎么解决？财产公开是基本制度也是基础制度。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越公开收入透明度越高的地方，越稳定。而财产公开，势必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按财产征税；同时涉及政府改革，因为财产公开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所以要先从官员做起，这样腐败也不再是问题。

　　新京报：早在五六年前，就有代表建议“官员财产公示”。但目前，也只是走到了官员财产申报这一步？

　　迟福林：财产公开需要一个过程，但不是技术问题，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解决利益失衡这个改革突出矛盾，也就是说巨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肯定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需要建立一个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各种利益关系之外的改革协调机构，比如改革之初的体改委，国务院总理亲自任体改委主任，这样改革才能冲破压力和阻力。

　　行政体制改革是突破口

　　新京报：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制改革算起，行政体制改革也推进了十几年。很多问题一旦涉及行政体制改革，难免陷入僵局。

　　迟福林：行政体制改革关联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是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大部制改革形式上有进步，但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行政三分制，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离。比如铁道部，既是一个政府组成部门，又是经营部门，同时还要对铁路安全监管负责。不过，深圳等地已经开始行政三分制试点，虽然起步艰难，但还是看到了希望。

　　新京报：还需要多少时间能渡过目前的改革困难阶段？

　　迟福林：只有十几年时间，改革必须在这十几年之内，有所突破，形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行体系。否则，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同时还要面对外部挤压。但回顾改革30年，从计划经济体制一路走过来，我们这些亲历整个过程的人，深知其中的艰难，所以，对于未来有信心。

　　首先要明确国企到底是干什么的，国企应该从一般竞争领域当中退出，主要集中于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国有企业的投资应该有明确的界定。但现实是，很多地王都是国有企业干的，与民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