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记者　袁涛　报道）
　　刘玉莲，是一个不愿对命运认输的女人，在丈夫眼中她很倔强，很执着。
　　刘玉莲，是一位多维的母亲，儿女小时候认为妈妈，她从不关心孩子；但是长大后，却读懂了妈妈，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46年来，刘玉莲在拱拜湾村里的角色一直没有改变：卫生室的刘医生，维族村民眼中的“好丫头”。

　　刘玉莲的维族情缘

　　1960年，刘玉莲的父亲从甘肃定西的老家带着一家人投靠在新疆铁路局工作的舅舅。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刘玉莲一家人被安排到了哈密二堡镇拱拜湾村。半个世纪前，这个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村庄，仍水草丰美，刘家通过自己的劳动，不用再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刘玉莲到新疆时，才11岁，父亲为了供她上学，每天披星挂月的劳作。作为长女，刘玉莲为了能给家庭减少负担，怎么也不肯去上学。
　　1966年她被生产队老队长玉努斯·铁木儿选中，并敲锣打鼓地欢送到县里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一年后，扎着大辫子、满脸稚气的刘玉莲就成为村里第一位“赤脚医生”。
　　“如果没有那次的学习机会，我不可能成为医生，也不可能使我有机会去钻研新的知识。”刘玉莲对人生中这次转折点经过多年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时候，刘玉莲白天肩背药箱，走村串户给村民看病；晚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痴读《赤脚医生手册》、《新针疗法》等书本。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的她，凭着惊人的毅力，读遍了当时几乎所有市面上能见的医疗书籍。
　　为了找针感，刘玉莲用银针在自己的头上、手上、脚上、腿上的穴位上反复地扎针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玉莲的医术得到长足的进步，附近村的村民都慕名而来……拱拜湾的村卫生所里，从早到晚坐满了病人。许多人的“顽疾”在刘玉莲的精心治疗痊愈，村民们对这个汉族姑娘多了份信赖。
　　1968年经人介绍，刘玉莲与同村甘肃籍青年吴正义结婚，婚礼由老队长玉努斯·铁木儿和乡亲们用维吾尔族最隆重的仪式操办。乡亲们敲着手鼓，唱着欢快的维吾尔歌曲，赶着用漂亮挂毯、花布装饰的马车，把刘玉莲从娘家送到新房。刘玉莲至今记得婚礼上的一幕，老队长让她和丈夫同吃一块在盐水里蘸过的馕。盐和馕是维吾尔族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两样东西，在婚礼上吃这些寓意为夫妻能够“同甘共苦，永结良缘”。
　　婚礼上，村民们有的送来精美的花布，有的送来烤肉、烤馕。晚上，老队长又举办了全村人参加的“麦西来甫”，全村人一起庆贺“丫头”的婚礼。“我们的婚礼是在维吾尔族乡亲的歌舞声里举办的，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刘玉莲从此成为村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们只相信刘玉莲。
　　“丫头”这个名字，是村民们给她起的，在村里不管老少只要用汉语发音叫出“丫头”这两个字时，大家都知道指的就是刘玉莲。刘玉莲也非常喜欢这个亲切的称谓，如果村民们不叫她“丫头”她反而不习惯。
　　村卫生室也陆陆续续来了五六个医生，多数都是没干满一年就走了。　“他们有的出去做生意了，有的自己去开诊所，赚的比在这儿拿得多”　刘玉莲说道。
　　古丝路上的拱拜湾村，在过去虽为大商巨贾必经的热闹地方，但丝路上没了那长长的骆驼商队后，逐渐成为闭塞落后的村落。
　　“那时候，村民们来看病，有的甚至连五分钱都拿不出来。后来我去卖鸡蛋补上这个缺”刘玉莲说。刘玉莲的姊妹都劝她离开村子去镇上或者县里开个诊所赚钱，“每次一看到村民们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神，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最艰难的时候，是这片土地和村民们收留了我，我只能是更好地为村民们看病报答他们的恩情。”
　　现在的拱拜湾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国家统一兴建的抗震房，村民们在沙地里种上大枣、葡萄和棉花等作物。再也没有人住在土垒房里，“缺衣少吃”这个词语仅是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现在到刘玉莲诊所里看病的村民们，都会拿着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卡来办理手续，他们见了刘玉莲都会客气的寒暄一阵，63岁的刘玉莲依旧是没有假日、不分昼夜的守在诊所，尽可能多的为村民们提供方便。宁静的村子里，刘玉莲的诊所成为许多村民每天都要来看一眼的好去处，他们可以在这里和熟人说几句话，也可以随时来量量血压、检查身体。

　　“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家”

　　2012年3月3日，刘玉莲向记者谈网上对她质疑的帖子时，默默地留下了眼泪说：“我的孩子不是被我栓死在炕上，是死于感冒引起的肺炎。”
　　针对网民对她把孩子绑在炕上的质疑，刘玉莲说：“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诊所里每天都会有几十个病人等着，我哪有时间带孩子？把孩子拴在炕桌上，是怕他们从炕上摔下来。”
　　刘玉莲的女儿吴晓英听弟弟晓成讲了网上“攻击”母亲的事情后很愤懑：“我妈这种老实人，老老实实的干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有人说口舌。我从小在我妈身边长大，我妈怎么对孩子，我们心里很清楚。”
　　刘玉莲至今珍藏着一张拍摄于36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她抱着11个月大的女儿。这个还没来得及起名字的孩子，吴晓英也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我抱着我妹妹，屋里突然进来了一个带着孝的人把她吓着了，当时就开始发抖，我那时候还小，妹妹抖得那么厉害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后来，妹妹被妈妈送到镇上的医院里，检查说是肺炎，当时因为没有药嘛，我妹妹很快就没了。”
　　吴晓英是刘玉莲接连流产5胎后，被抱养的一个回族女孩。吴晓英从小吃着刘玉莲的奶水长大，她谈起眼中的妈妈时说道：“我妈虽然没怀我，但被她奶大、抚养大，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调皮，特别爱哭，我妈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她从来没有打过我，也没有说过伤害我心灵的话。”
　　吴晓英回忆说：“我妹妹没有了之后，我妈妈很难过，经常背着我们哭。尽管她当时那么难，却没有耽误一天上班。现在我妈都63岁了，早就到了退休的年龄，我们劝她退下来，可是她迟迟不肯交退休申请书。”
　　在家庭里，老伴吴正义默默地支持着刘玉莲的工作。以前刘玉莲半夜出急诊的时候，总是吴正义陪着一起去，现在刘玉莲每次上下班，老伴总会开着农用摩托车去接送。吴正义患有白内障，几周前刚刚做完切除白内障的手术，手术不是很成功，换了医生口中最好的“晶状体”但是这对老吴的视力并没有太多的改善。“手术花了一万多，到现在我爸的视力还不如手术之前了，我只是嘴上说去医院找主治大夫理论一下，就被我妈拦下来了。她常给我们说什么事情都要忍，这个手术不成功，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不能全怪医生”吴晓英说。
　　刘玉莲每天很早起床，给炉子加煤，洗碗、炒菜、蒸馒头、做拉条子…。对于老伴来说，早晨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候，睡到8点多起来可以吃到刘玉莲做的热腾腾的早餐。刘玉莲给吴正义盛上一碗牛奶煮的荷包蛋，又忙着夹了个热馒头，老吴说：“我自己来。”
　　刘玉莲吃着芥兰咸菜，总是把洋葱炒火腿的菜盘子推向老吴说：“吃这个。”
　　老吴说：“我自己来。”
　　“这么多年来，我为家庭付出的太少了，没有你的支持，我也干不好工作。”
　　老吴淡淡一笑说：“当时为了家庭，我反对你在诊所工作，因为你在诊所挣的钱还没我种地挣得多，但你还是坚持，我也就不再反对了。”
　　吃完早饭。刘玉莲让老吴躺在床上，她来帮着点眼药水。点完药水后刘玉莲说：“你眼睛还没恢复，今天就在家好好休息，别下地干活了。”　
　　周末，刘玉莲的儿子、儿媳、孙子、女儿都从城里回到了拱拜湾村，他们在家做好饭等着刘玉莲回家。
　　但是，周末对于刘玉莲来说要比其他时间更忙，因为不少村民在镇医院开完药，为方便拿回村诊所来输液。为村民输液的过程，刘玉莲半步也不能离开，就这样一瓶接一瓶，一个接一个，刘玉莲周末也不能和家人抽出时间聚一聚。
　　村诊所现在被分配来两位医生，刘玉莲说：“他们来了之后我明显感觉身上轻松了很多，以前真是忙得顾不上吃饭，现在她们值班的时候就能换我回家吃饭。”
　　儿子和儿媳实在是不想让她太累，有一次逼着她保证赶紧退休，但是“逼”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极少落泪的刘玉莲那次躲在墙角哭得很厉害，儿媳周金平告诉记者说：“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哭，那次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妈，她一辈子忙惯了，她的价值就是给别人看病，如果她退下来按照我们的意志去生活，肯定是很不习惯的。”
　　吴晓成在5年前就看到了有人发网帖攻击母亲，他一直瞒着这个消息。两年前，上级给村卫生室配了一台电脑，刘玉莲学会了拼音输入法和上网，在一次搜索自己名字的时候，无意看到了网络上那些流言蜚语。刘玉莲时常躲在被子里哭，老吴安慰说：“别管他们怎么说，只要你问心无愧就行了。”
　　吴晓成本来想在网上反驳或者解释几句话，后来还是没有发回击的帖子：“我想这么多年来，村民们心里是有数的。”
　　最先挖掘刘玉莲事迹的《哈密日报》记者朱正华在网络上回帖痛斥写道：“你们这些不明事理的80后、90后，简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绑在炕上长大的，”55岁的朱正华告诉记者说：“那时候，农村整天在忙生产，谁有时间带孩子？我也被绑过，我直到8岁的时候才会走路，这个苦不是现在的人所了解的。”
　　刘玉莲告诉记者说：“我真的很爱我的孩子，也很爱我的家。可是我没办法，但是我的孩子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被绑死在炕上，我有5个孩子因为母体营养太差导致习惯性流产，还有一个女儿是因为没有药，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没的，作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女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给了刘玉莲极大的勇气：“我妈能把别人生的孩子奶大、抚养大；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放在给村民治病、服务，她很少能想到自己得到了些什么，总是在付出，我认为我妈是个伟大的妈妈。”
　　刘玉莲在家庭与工作之间，习惯性的选择到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发现，家人总是在默默地支持着。
　　丈夫能够理解妻子的选择，子女也支持母亲的选择。
　　刘玉莲没有变，还是拱拜湾村民的“好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