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张骏

　　“一方面我国已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但另一面，保税区、保税港区无论是开放程度、功能拓展、产城融合，还是管理体制、服务质量均面临许多制约，这些问题不突破，消极影响可能在未来十年显现。”全国政协常委、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主委周汉民提出，我国保税区和保税港区未来发展必须着力思考和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他建议，依托有条件的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大力推进其向自由贸易港城升级转型，以此作为新时期深化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引擎。

　　据介绍，去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36420.6亿美元，是改革开放伊始1978年的182倍，是2001年加入WTO时的7.14倍。截至去年9月底，我国设有保税区12个、综合保税区18个、保税港区14个，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标杆。

　　“然而，与世界知名的自由贸易港相比，我们仍然存在差距。”周汉民说，需要思考和破解一些深层次问题――如何进一步发挥“境内关外”的区域优势，如何优化区域的行政管理体制，如何健全区域的综合服务功能，如何克服区域内空间和资源相对不足的制约，如何协调好区内和区外的联动发展，如何更好地联系两个市场、调动两大资源，如何更大地发挥区域辐射和带动作用。“要突破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在一些条件相对成熟的保税区和保税港区率先进行扩围建设自由贸易港城。”

　　在周汉民的构想中，自由贸易港城，是在一些现有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基础上的空间延伸，在保税区或保税港区与城市之间构筑一个结合和过渡地带，缓解保税区或保税港区与周边地区开放度的落差，促进地区、城市产业发展、规划建设、投资促进、配套服务的有效联动，由此成为保税区或保税港区在产区、产城、产业融合以及港城一体化、港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进。

　　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和地区已有一些尝试。周汉民举例说，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提出“港城一体化”的规划，深圳市也提出“港深一体化”设想和目标。上海则将外高桥保税区、洋山保税港区、空港综合保税区三区合一成为 “上海综合保税区”，实行管理体制一体化，并统一法制保障、推进政策共享、推进区港一体，强化三区与周边地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机制。

　　周汉民认为，推动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城发展，须研究和解决一些难点，包括自由贸易港城区的隔离、监管、特殊政策、社会配套服务等问题。他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条件已成熟的地方开始试点，一次规划，分步实施，逐步扩大封关地域，向自由贸易港城过渡。

　　“目前，上海综合保税区的条件相对较为成熟。”周汉民认为，监管和政策均需从差别化向一体化转型，但在过渡时期可以允许差别化存在，比如允许保税区、保税港区注册企业或新引进企业设立办公场所，但其货物必须进入保税区、保税港区监管。

　　周汉民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制定有关自由贸易港城区内社会配套服务项目的监管方法，财税部门制定有关社会配套项目的相关政策，为推动保税区和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城转型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

　　（本报北京3月2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