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的大小不能仅仅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数字来衡量。所谓大国气象，除了这些硬指标之外，更体现在文化及其影响力上。

　　上世纪70年代初，面积只有501平方公里的欧洲国家圣马力诺的一位政要来华访问，送给我国的国礼是一部多卷本的百科全书，而当时泱泱大国的我们回赠的却是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彼时彼刻，我们能称自己是“文化大国”吗？

　　4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是文化大国。仅就数量而言，我国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第一电视剧大国、第一动漫大国、第二电影大国、第二期刊大国、第二网络大国……今天，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社区还是工厂，无论是雪域高原还是沿海孤岛，无论是时尚青年还是耄耋老人，都能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各取所需、各得其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实在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成就。

　　而这正是文化体制改革伟力的体现。通过改革，那些长期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性弊端被陆续破除，被压抑、被束缚、被扭曲的文化生产力冲决而出，改变了我国文化活力不足、总量不大、影响不强的旧貌。

　　总体而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有两大相辅相成的取向：一是市场取向，即确立和强化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推动文化产品的丰富，满足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二是公益取向，即通过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在实际操作中，这两大取向互为补充，从总量上把文化的供给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可以说，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我国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基础。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繁荣发展不能仅仅体现在文化产品的数量上，更要体现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质量上。只有数量和规模的扩展，没有质的提升，文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泡沫化。如果说文化体制改革第一阶段基本解决了有没有、有多少的问题，那么下一阶段必须解决有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必须着力在质的提升上。只有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只有文化服务质量不断优化，才能满足全面小康社会的需求。群众对此是殷殷期望的。

　　这就需要我们秉承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做法要敢于坚持、绝不动摇，对于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要勇于面对、积极解决。当前，如何通过文化产品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通过文艺创作弘扬正气、提升道德、凝聚共识，如何解决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如何面对信息技术给文化管理和文化服务提出的挑战，如何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除了迎难而上、深化改革，我们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