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汪成荣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汪不同意。而后，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体工队大队长杨海宁称，再不交钱组织还有其他手段。(《新京报》3月1日)

　　虽然体工大队发出公文索要教练的奖金，并用“停职处理”和“还有其他手段”加以威胁，实在可恶。但是，从情理上讲，我是支持体工大队索要奖金的，理由很简单：其一，教练汪成荣是体工大队的教练，不是运动员的私人教练，拿着国家的钱，干着本应该干的本职工作，即使干得出色，一下子获得149.91万元的奖金，是否合理，是值得商榷的。其二，就如体工大队说的一样，运动员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两名获得3金1银的运动员，并不是从起步到获奖都是汪成荣一个人的功劳，其他教练员和相关保障服务人员也有功劳，奖励应该作出贡献者都有份，只是多少的问题。如果仅由汪成荣独享149.91万元奖金，那些“栽树人”、“养树人”情何以堪。

　　但在现实中，汪成荣独享149.91万元奖金，又似乎有合理性。其一，中残联的奖励很明确，是“教练员”奖金，汪成荣咬定“只要拿出相关文件，说我该上交奖金，那我多少都交，要是拿不出文件，我一分钱也不交”也说得过去。其二，教练独享，也有行业惯例，上海田径教练张敏珍、教练员金帆都说“奖金已打到了我自己的卡里，这是个人收入，我的上级单位没和我要。在汪成荣之前，我也没听过这样的事。”问题的纠结就在于，教练获奖，组织要求分享，是组织“公说公有理”的潜规则；奖金独享，却又成了教练“婆说婆有理”的潜规则。

　　在国外比较普遍，在我国网球领域也已经开始实践的职业化与自主性相结合，李娜、郑洁、晏紫、彭帅“四朵金花”选择举国体制之外的单飞，自主训练、自主参赛、自负盈亏，获得奖金交够12%给国家，剩下都是自己的。实践证明，单飞之后并没有导致这些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下降，没有减少奖牌，李娜还在2011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中获得女单冠军，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站在法网冠军领奖台上的中国选手。如果“四朵金花”依然在体制内，也许李娜创造历史之后，也得来面对奖金分配的明规则与潜规则。

　　实际上，以奖牌为奖励标准的“面子体育”越来越受到了质疑，汪成荣的奖金分享问题，只是“面子体育”怪胎下的一个呈现而已。对一个运动员来说，“千银不如一金”；对一个民族来说，全民健身不如一人获得奖牌，这是对真正体育精神和本质的扭曲，对此，著名体育评论员黄健翔曾经质问：“给群众带来了什么？给学生带来了什么？学校里学生还有多少运动空间？城市里还有多少运动场地？游泳、打球方便不方便？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在路上？”

　　是的，解决汪成荣奖金分享的争议并不难，拿出有明确的规则的奖励办法和利益分配办法就可以了。但是，“面子体育”的思维方式不改变，本是风光的奖励变成丑闻与争议的事情，就还会不断地发生。有人算过一笔账，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每枚金牌的国家投入相当于俄罗斯的28倍，奖牌数量在激起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巨大的投入也在不断地激起国人的不满。也许，应该从汪成荣奖金分享的争议开始，思考一条适合我国的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结合之路，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