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汪成荣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汪不同意。而后，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体工队大队长杨海宁称，再不交钱组织还有其他手段。(3月1日《新京报》)

　　地方队借调出去的教练带领运动员在残奥会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这当然是好事，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也在情理之中。但奖金到手，单位和教练之间却因为奖金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纠纷，这显然既伤形象，又伤感情。

　　说实话，对于运动员或教练员奖金收入到底应该归谁，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取得成绩的个人当然功不可没，但培养单位也不是没有贡献。所以，这就需要双方事先协商签订合约，以法律认可的文本的形式做出规定。这样，双方以后只需要按照合同执行即可。这在一些相对成熟的体育项目上面已经实施。

　　比如，国家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就与队员签有协议，女子网球运动员单飞之后，队员需向中国网球运动发展基金上缴奖金收入的8%，或是商业资源开发收入的12%。刘翔、姚明等大牌运动员更是如此，运动员拿多少，教练员拿多少，培养运动员的地方体育局拿多少，都有明确规定。这样就有效避免了收入分配可能带来的负面干扰，运动员和教练员也能够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训练和比赛当中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汪成荣教练与原单位的纠纷当中双方事先签订了合同，现在的尴尬完全能够避免。如果合同上规定汪成荣外派只是职务行为，一切收入交公，即使中残联把钱打到了汪成荣卡上，他也应该把钱交出来；如果合同规定奖金归教练自己，那么体工队再眼红也没用。但遗憾的是，不管是体工队还是汪成荣本人，事先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以致于现在双方都比较被动。

　　在社会越来越开放的今天，人员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频繁，类似的旧有体制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冲突会不断出现。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增强现代契约意识，在可能涉及利益分配的时候都事先签一个协议，相信很多不必要的纠纷都会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