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江

　　近期，关于中国商品中含税过高的议论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此解读称，中国主要征流转税，属间接税，而发达国家则主要是向居民直接征税。此外贾康强调，中国商品含税高，并不意味着总体税负就比发达国家重，中国总体税负水平仍处于合理区间。(《人民日报》2月27日)

　　有道是“白马非马”，既然商品税仅仅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各类税收中的一种，当然也不能随便拿来代言总体税负，仅仅因为商品含税高，便认为是总体税负重，的确也是犯了“白马非马”的逻辑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财科所贾所长在认同中国商品含税高的同时，指出这并不能被混同于总体税负高，未尝不是客观中肯的解读，也有助于厘清税负争议中所存在的概念性误区。

　　应该承认，仅仅以单一税种的税率来判断整体税负，的确不免以偏概全。尽管国内商品含税高这一问题近来饱受诟病，并引发有关国内税负过高的广泛争议，减税的呼声也由此而来，但商品含税，毕竟只是总体税负的一部分，而国际上通用的税负高低的判断指标，也并非只看单一的商品税，而是看税收收入占整体GDP的比例。在这一点上，贾所长也的确所言非虚。

　　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根据世界各国税收收入占GDP比例得出的排名显示，发达国家普遍税收占GDP比例较高，尤其是那些被国人所羡慕的高福利国家，税收占GDP比例更是高居前列，其中，丹麦的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48.2%，是世界上最高的；其次是瑞典，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为46.4，排名第二。相形之下，2011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仅在30%左右，整体税负的确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假如这边厢艳羡于人家的高福利，那边厢却又抱怨自己税负太高，二者之间其实多有抵触和矛盾。正好比既要马儿跑，就不能让不让马儿吃草，想获得更好的福利，当然也就需要交更高的税来支撑。

　　不过，高福利与高税负之间固然存在着正比关系，如若没有税收的支撑，不要说高福利，甚至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高税负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高福利，这之中离不开一套税收机制的支撑。具体而言，税收必须遵循“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即税收的征收和使用，必须有事先的约定，并接受严格的监督。相形之下，国内的税收既然收的时候就更多是隐藏在商品价格中的糊涂账，用起来更是缺乏必要的监督，当税收仅仅成了交钱，却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共服务和更完善的福利时，尽管从比例上来看税负并不算最高，但税收的“购买力”过低，由此而导致主观感受上的税负过高，却并不能说就是错觉。

　　此外，税收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本身也并非没有商榷之处。既然是商品含税，而商品税的承担者其实是个人或企业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而GDP这个数据却并不代表个人或企业的收入，于是，一个更合理的指标其实应当是税收占个人企业收入的比例，而当GDP中剔除了过高的财政收入比重之后，以承担税负者的收入来作为分母，恐怕才能真正体现出税负的高低。

　　基于上述视点，白马固然非马，仅凭商品含税高便认定税负高也的确并不科学，但税负究竟高不高，的确也不是近看比例便能得出结论的，同样的税负比例，分母选得是否合适，税收的使用与监督机制怎样，其实都是攸关税负高低的关键要素。(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