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青的优秀代表之一，邢燕子广为人知。2012年，邢燕子已经72岁，而1958年她中学毕业后决定回乡下从事农业生产时才18岁。因为父亲是副厂长，邢燕子原本可以留在城里，但她决定回乡改变农村的贫穷面貌。

　　邢燕子并不是第一个下乡或前往边疆的城市青年。最早一批志愿前往边疆地区垦荒的，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五位青年。1955年8月，北京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5名青年，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他们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

　　不久后，团中央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决定尽快组织城市青年进行“下乡垦荒试验”。 同年9月4日，北京青年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的团结村，正式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随后，全国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余人参加自愿远征垦荒队伍。1956年一年中，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

　　劳动力结构大调整

　　从1955年开始，新中国的城市就业和供给压力就开始越来大。由于当时的城市工业与服务业发展刚刚起步，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很有限，又有大量的人口需要生活资料。同时，由于社会稳定和教育普及，城市却出现大量完成基本教育的青年，而高等教育又不具有强大的接纳能力。据统计，仅1955年一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

　　而与此相反，农业合作社广泛兴起的广大乡村，却面临劳动力和文化知识人才的匮乏，比如会计、保管员、扫盲教师，以及基本能够学习农业技术的人才等等。

　　1955年8月，中央明确指出了这个现实矛盾，并要求各地青年组织来动员和帮助城市中小学毕业生“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于12月指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下乡上山”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56年。这年1月，中央呼吁城市的中、小学毕业后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1964年，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1968年11月，中央提出知识青年应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同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最艰苦的地方，最艰苦的岁月

　　至1978年，共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对知识青年吸收最多的是中国的乡村，知青的到来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另一个大量吸收知识青年的地方，则是各地的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加入，很快改变了原国营农场系统人员构成的比例关系。据相关部门l972年统计，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共有职工292万人，其中知识青年近110万人，约占38%。

　　接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最多的，是黑龙江、广州、内蒙古、云南4个兵团。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内蒙古兵团。1969年至1971年，内蒙古兵团接收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保定、上海和浙江等地知识青年共计98999人。

　　黑龙江兵团原有25万人的职工队伍，但几年时间内超量安置知识青年，使知青在在职人员中的比例达到了65%的水平。黑龙江兵团1968年成立至l975年底，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39万余人。

　　1968年2月北京首批55个知青前往云南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云南兵团成立后，这批知青大多转入兵团。截止l974年8月，云南兵团安置下乡知识青年l0万余人。广东垦区l968年开始安置知青，至1973年底，广州兵团共安置知识青年11万余人。

　　甘肃农建十一师1964至1969年共接收知识青年1.4万人。兰州兵团成立后，农一师和农二师先后接收知识青年5300人。新疆兵团至1975年共接收近20万余人。江苏、湖北两个生产建设兵团各接收知识青年5万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知识青年3万人，江西生产师和江西省属国营垦殖场共接收知识青年8万人，其他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接收的知识青年都在2万人以下。

　　1978年12月，中央举行了长达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决议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由于城市工业、服务业和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大量在乡村和边疆地区长期从事劳动并接受训练的知识青年，通过各种途径被重新吸纳回城市，为新的国家建设任务贡献力量。

　　社会融合与知识流动

　　中国广大农村是最需要发展的地方。早在邢燕子下乡的时候，知识青年下乡的意义就十分明确。对于广大中国农村而言，大批知青的到来，就是为了消灭城乡“三大差别”。在此后的近20年时间内，知识青年中有的成为乡村民办教师，有的成为“赤脚医生”，有的成为农业技术人员，有的担任生产队会计、保管，有的走上乡村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农村发展最称职的带头人。

　　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不仅仅是增加了农业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使原本思想封闭、文化与技术匮乏的乡村，逐渐发生根本改变。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完成了知识与思想观念短时间内向中国乡村的传播和流动，为后来政府执行农村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铺垫作用，同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平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意义。

　　这种社会支援方式与平衡发展的观念，使广大城市青年对中国乡村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今年71岁的杨永青，青春时代在新疆石河子垦区度过，她见证了这种支援与平衡发展意识在新疆的成果。“我曾长期工作生活的新疆，在全国对口支援中，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使边疆各族人民与全国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新疆的丰富资源也得到迅速开发，成为我国稳定的能源、粮棉基地，成为我国西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加入屯垦队伍的知识青年群体的贡献，不仅仅是兵团农业的发展，也为维护边疆的安全稳定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而对知青自身来说，这一浩大的社会运动则成为刻骨铭心的个人历练。他们在身心得到磨砺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融入乡村生活，了解到了最真实的中国乡村与中国基本国情。正是这段经历，使无数知识青年的思想与感情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知青返城就业或进入高校学习后，成长为各个岗位的领导或技术人才，他们中的大部分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今天，“知青”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宝贵的品质和“资格”。从上海前往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了十年知青的吴祖康说，“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发展，见证了民族的苦难和复兴。十年的知青生活让我们懂得了社会、人民、友情、爱情，懂得了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对国家、对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王兴中学毕业后下乡生产劳动，也对那片土地产生了极深的感情。王兴事业成功后首先想到回报他当年下乡的第二故乡。六年来他和一些老知青倾尽财力治理改造库布齐沙漠，种植甘草2.3万亩，文冠果7万亩。建立了11万亩的生态开发基地。如今，沙漠变绿洲，他还在坚定地走着沙漠之路。对于知青经历的意义，王兴概括说，“为国分忧、执着进取是我们这一代的知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