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海东

多大的孩子才能意识到，自己生下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当13岁的贵州女孩第一次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福州马尾，本能地发现城里比她的家乡好时，她的内心受到了怎样的震动？尽管杨霞无法就读福州马尾的公立小学，但当地的民工子弟学校已经让她十分满意了：教学楼，宽阔的水泥操场，正规的教学方式，以及她直到小学四年级还没接触过的英语课。

然而刚来福州不到四个月的杨霞，又开始焦虑父母一年后要把她送回老家——因为在福州，父母负担不起她上中学的费用。这个尽管住在破旧的阁楼里，但总归享受到了城市一点点好处的孩子，又要被迫回到偏远的贵州乡下，试问，谁愿意看到这个尚且年幼的孩子瞬间从希望和憧憬中跌落到失望？

面对比家乡好太多、且十分想留下来得城市，杨霞是否想过，她的命运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不公平的？

杨霞只是数千万中国民工子弟中的一个。在这数千万期盼的清澈眼神背后，则是更多梦想遥远，负担沉重的中国民工——苦斗一生，只是为了在城市有一席之地，争取到最基本的公共资源。

对于中国的上亿农民而言，现代化的梦想，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那是他们的幸福期盼所在。而中国的城市化，正是承载着这上亿人群内心最大的渴望。目光再拉远一点，即使非民工群体的乡村寒门学子，数十年的苦读，也是为了一个沉重的梦想——扎扎实实地进城。然而随着城市社会的开放，随着越来越庞大的人口自由流动，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资源生存资源越来越紧张。进城不再困难，但真正安稳地在城市扎根，则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在追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城乡巨大的生活差异。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更多地都在关注如何解决现实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对外来的弱势群体变得更加宽容。在沉重的城市化命题背后，民工问题也持续多年成为城市社会主要核心议题之一。这些议题均是为了接纳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非狭隘盲目的排挤。

隐藏在这一巨大现实鸿沟背后的户籍制度，屡屡被提上讨论和改革的议事日程。面对还在进行中的城市化时代洪流，传统城乡二分的户籍制度，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事实上，无数进城农民工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对立背后，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争取。当民工二代开始面对城市的时候，他们的诉求和追问开始变得更多。为什么同在一个国度，民工的孩子就享受不到城市孩子的教育资源？

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社会资源公平，再次被无法回避地摆在社会和每位个人面前。在目前，这一不公平分配的直接表征，被附着在那张沉重的户口簿上，——这一张纸被视为城市真正接纳一个外来人口的合法手续。在这张捆绑着更多公共利益的纸张背后，则是更为让人不安的良心问题，面对那千万清澈渴望的眼神，谁会忍心背过身去？

但是总有一种力量，在阻止这种基本的公平权利的争取。在近年来城市人和外来人口的利益拉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围绕异地高考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各种争论和杂音。而各种歧视，正是附着在这种社会资源与基本利益之争的杂音上面。所幸在我们的社会中，基本的共识已经形成：宽容、接纳和帮助弱势群体，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良心。推进基本的教育资源公平分配，依然是中国社会沉重的任务，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一直在努力。

民工子弟就学问题，事实上深层次地反映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新一代民工，已经完全不同于父辈们的基本观念——落叶归根。城市化进程，迅速地将中国的社会资源向城镇吸纳集中，新民工既是不断推进的城市化浪潮的产物，同时又是城市化进程中所必须消化的问题。由于年轻群体在观念和生活方式各方面已经完全融入城市，对他们来说，返回资源日益匮乏的乡村，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而城市何以让他们立足？换句话说，城市为何不能让他们立足？

无论是面对历史欠账，还是面对各种新生问题，更多的成年人开始接受一个现实：起点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更多的人需要理性地接受这一事实，做出符合现实的人生规划，而非不断地累积戾气。在中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大学成为很多人改变命运最重要的契机之一，然而这一认知正在被改变——我们看到，更多的新生大学生群体，保有着这样的理性。他们中更多的人正在合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远景。“逃离北上广”，正是这种理性思考和选择的结果。

这并非是一种消极的逃避：新的世界总是需要人来开拓。无论现实境遇如何，大学生作为知识群体，永远是社会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这种理性选择所带来的人才主动疏散，是中国社会地域性平衡发展最重要的一步，而政府与社会，更应当积极地为这种人才主动疏散与平衡，创造积极的、保护性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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