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财人生:温州富商的一咏三叹

央视网 记者:李笛 浙江记者站

编者按:在普通人的眼中,权力的天平会因为诸多原因倾斜,金钱却是其中遭受诟病最多的一项,甚至将其目为当代社会物欲横流的症结根本。然而,金钱难以收买节制的权力,无法抑制自身冲动的权力却能够肆无忌惮地攫取财富,这是规律,也是一种宿命。大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在过往以全知全能自诩的管制力量羞羞答答地让位于市场力量的进程中,左右交易过程的“那只手”,永远不会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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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山西煤商-山东土建老板。这是温州商人蒋明从部队转业后的人生轨迹,时间跨度20多年。在外界看来,蒋明的人生,渗透着当今社会最惹人羡慕的要素:权力和金钱。

可蒋明不这样认为。

蒋明看看记者,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看上去很好,其实里面都很脏。

“脏”字,是蒋明对自己过往的概括。在他看来,这些光鲜职业的背后,也有屈辱随身。

当年离开温州官场时,蒋明已经40多岁,级别是“副科级”。

离开官场,蒋明第一个涉足的是煤矿,成了一位令人羡慕的山西煤商。不幸的是,刚刚投资,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开采,就遇到了山西省的煤矿整治。

高达上亿元的投资,却不能运转。

山西煤矿整治还没有结束,蒋明又和朋友在山东搞起了土地平整,原本小心翼翼的他,还是遭遇了当地的地痞。“如果对方的目的达到了,我和朋友一共近千万的投资款将血本无归。”

从官场到商场的数年跌宕以后,蒋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温州一个知名小镇。对未来,他没有谋划,无聊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打打扑克,偶尔也会思索:这么多年来,该把梦想寄托在哪里?

逃离官场

部队转业回来的以后,蒋明被分配到一个政府机关。做过科室的科长,也当过多年的办公室主任。

那几年的官场生涯,蒋明自认为工作卖力,连续数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系统内的先进个人,经常受到表彰,还上台做过报告。但荣誉没有带来升迁。“没有关系,没有靠山,怎么也混不出来,”说这些话时,蒋明气息粗重,眼睛瞪得大大的,“你要想往上爬,就一定要往决定你命运的领导家里跑!”

最终迫使蒋明看透官场的,是一场人事变迁。

那年,当地的两位主要领导芥蒂很深,蒋明所在机关的局长跟其中一位领导关系默契,经常一起出国。可是不久,这位领导被调到了市里,领导的对手成了当地的一把手。“不久局长就出事情了,是渎职罪”。

在一个半公开的场合,这位新上任的地方一把手对蒋明说,你在局里的关系太好了,要动动了。

蒋明弄不明白,跟同事的关系好,也成了调动工作的理由?后来,有人提醒,“主要你跟局长的关系太好了”。那时候,蒋明在局里官职副科,不久,被调往乡镇。

担任乡镇副职的蒋明,办公室紧挨着书记和镇长。

最初,蒋明习惯把办公室门打开,一些熟悉的人会来他的办公室小坐,“但时间久了,发现那些都很假,客套的,他们的目的还是去一把手那里,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时间久了,蒋明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呆在办公室,就把门虚掩着,想进来的人自然会进来,自己也落得清静。

从那以后,蒋明开始考虑离开官场,去实现自己的另一个梦想--经商。

终于,在2007年岁末之际,蒋明向当地的组织部门打了辞职报告。还没有等到批复,蒋明就开始请病假,和朋友一起来到山西。

等待蒋明的,并不是一个绚丽的美梦,而是另一段苦涩的经历。

折戟山西

2007年年底,蒋明和两个朋友一起,来到了山西省一个县城,他们准备买下当地的一个煤矿。

刚到山西的时候,蒋明觉得自己的待遇跟皇帝差不多,卖矿人鞍前马后的伺候着,当地的村民一听是温州的老板,个个都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候,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

2008年上半年,蒋明联手两个温州老乡,花了6000多万元买下当地一个小型煤矿,年开采量为15万吨。

不久,三人又追加了3000多万元的投资,准备把煤矿的开采量提升至30万吨。

世事难料,刚刚建好基础设施,附近的一家小煤矿发生了矿难,全省所有的煤矿都停产整顿,“停产好像望不见头”,一个月,两个月……

眼看就要岁末,县里煤矿局的官员告诉他们,你们回去过节吧,等到春节之后,就可以生产了。

“当时我们心里肯定有想法,煤矿先后投了一亿元,叫我们暂不要生产,一亿元按照每天1分利息算的话,谁能承受得了?”

作为一个煤矿老板,蒋明不敢得罪县上的煤矿管理局。

那一年的春节过得忐忑不安,大年初八,蒋明就赶到了山西。这一次,管理部门说,北京马上要召开“两会”了,煤矿不能发生大的安全事故,暂时还是不能投产。

全国两会刚刚结束,又是山西省的两会。

省两会不久,山西煤矿整顿的消息传了出来,一场被舆论称作“国进民退”的煤矿收购浪潮开始。紧接着,县煤管局召开会议,通知暂停生产,等待整治结果。

一边是巨额的投资,一边是漫长的等待,蒋明最后决定偷偷开始生产,“这是被逼的,这么多投资,狗急了也要跳墙。”

机器开足马力,发出隆隆的轰鸣声。还不到天黑,就被附近的村民举报到了县里。当天晚上,来了县煤管局三个执法人员,汽车上印着“执法”字样。三位执法人员下车,“哐当”重重的关上车门,开口就说要处罚。

“他们口吻严厉,我们只有点头哈腰,一个劲的说好话。”蒋明觉得自己这个曾经的“副科级”,狼狈十足。

最后,三名执法人员每人拿了一个红包,处罚免了,执法人员丢下一句“以后不能偷偷生产”的话后,又是“哐当”一声闷响,汽车扬尘而去。

第二天,煤矿依然在开足马力。

“那段时间,几天会来一批执法人员,都是不同的人,都得给他们红包,有时候给3000元,有时给5000元”。

几天后,煤开始往外面运,可是,运煤的车子还没有走出村寨,路上又遇到一个名叫“煤管所”的部门,“停下,哪个矿的?”

“又要罚款了!”驾驶员传回来的信息让蒋明心惊肉跳。乞求之后,煤管所工作人员的口吻开始变得亲切起来,最后还主动跑到矿区,找到蒋,提了一个建议:“每辆运煤车给他们抽100元的提成。”

虽然,蒋明心里不甘,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潜规则,必须服从。

以为打发了执法人员和运煤关卡以后,暗地生产可以一路绿灯。但是没有几天,还是被山西省的记者发现了。

山西省里一家媒体的记者偷偷拍了煤矿生产的照片,直接找到了县政府。

最后,县里的一位领导打电话来,要求他们去解决,并且对他们说“你们看着办,自己把这个事情协调解决了。”

蒋明仔细看了看这些照片,的确是自己矿区的,他理解县领导“要把事情解决掉”的含义。

蒋明和记者们走进了附近的一家宾馆。刚坐下,记者说明天要发稿,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出10万元的版面赞助费。

“我一直在那里跟记者说好话,说矿里投了那么多钱,至今还没有效益,10万元的价格能否少点?”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以三万元的价格成交。

记者们拿着三万元现金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连张版面赞助费的发票也没有留下。至今,蒋明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哪家报社的记者。

整顿风暴

偷偷生产并没有多久,蒋明的煤矿正式停产整治,等待政府的最新政策。那时候,卷入山西煤矿整治风暴的很多是温州投资商。

整治风暴让这些精明的温州人始料不及,山西官方规定,年开采量在9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都要整顿。

在温州民间有一种说法,当年,至少有500亿的温州民间资金被困山西。

焦虑的蒋明四处寻找合作的机会,开始他找了北京的一家大型煤炭公司,希望把小煤矿挂靠在那家公司下面。但是,人家企业的牌子大,根本看不上小型的煤矿。

后来,又通过朋友联系了山西省内一家厅级部门的一个下属单位,对方愿意接受挂靠。但是提出的要求是占公司50%的股份。

这就意味着,蒋明三人原本投资的1亿元,要白白的送给他们5000万。而且,以后产出的利润,也要分一半给对方。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平白无故的拿走5000万元?”

哪怕面对这样的苛刻条件,蒋明依然选择沉默,决定回去商量。回到矿区,看着满目的黑煤,蒋明心头充满了悲凉,“这哪里是谈合作啊,简直是趁火打劫嘛!”

这一次,省里的这家单位异常主动,没过几天,单位负责人就给蒋明打来了电话。“白白送你们50%的股份怎么可能!我们不干了!!”蒋明悲愤中透露出绝望。

事后,蒋明才了解到,自己采取的这些合作方法可能都行不通,山西的煤改政策提出,兼并重组由焦煤集团等数家国有煤矿逐步推进。

最后,蒋明选择回到了温州老家,煤矿被山西焦煤集团收购。

2010年年底,蒋明才从县里的煤矿局收到了一亿元左右的补偿款。这次山西煤炭投资,才真正结束。

虽然补偿款和当年的投资款差不多,但是加上1亿元投资款的利息,还是亏了很多,“而且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耽搁了那么多的时间”,蒋明叹了一口气。

血本无归

当蒋明还在山西进行煤矿善后的时候,其他几位老乡已经来到了山东,这次他们看中的是当地一块土地平整项目。

土地平整并不能得到报酬,收入来自土地平整过程中,从土地中提炼的铁精粉,这些铁精粉就是提炼钢材的主要原料。贩卖铁精粉的利润才是真正的报酬。

四个投资人,包括蒋明在内三个是温州人,投资了将近1000万元。另一个是山东从事铁精粉收购的商人,投了400多万。

当时接纳山东人刘香美入股,主要因为她是当地人,关系熟络,以后办事方便。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为以后的经营,带来了隐患。

2012年年初,受国内房地产政策调整,国内钢材价格猛跌,铁精粉的价格也一路滑坡,最后跌到了每吨700元,离市场最好时每吨1100元的价格相去甚远,企业开始亏本经营了。蒋明决定,企业暂时停产,“总不能亏本生产吧,等市场起暖了再干”。同时,股东们还决定把企业转让出去,转让价最低不能超过800万元。

离开山东前,蒋明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刘香美,希望找到收购人。

2012年9月15日,刘香美打来电话,说有人愿意出800万收购。连夜,蒋明等人带着企业的相关证件,赶到了山东。

下午5点多,蒋明等人下榻的房间里冲进了10多个年轻人,光着膀子,身上露出大片的纹身。把蒋明等三人按在座位上。

同来的刘香美要求蒋明等人以300万把公司转让给她,同时每人必须给她写张50万元的欠条。说完,拿出事先已经打印好的协议书,要求蒋明等人在上面签字。

蒋明嘶叫着,挣扎着。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

第二天凌晨2点多钟,10多个年轻人强行让蒋明等人签下了协议书,“他们扳起我的大拇指,按上红泥,最后在协议书上,狠狠地按下了手印……”

随后,蒋明等人被带到了当地一家宾馆。门口有人看守。凌晨5点多钟,趁看守人不注意,偷偷向110报警。

第二天中午,在派出所里做了笔录后,蒋明狼狈地逃回了温州。

事后,蒋明听说,回到温州后的第二天,公司就被人拿着签下的协议进驻。

2012年10月19日,刘香美向当地的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蒋明等人当时签下的300万转让协议有效性。法院已经查封了企业的相关设备和车辆。目前,蒋明唯一的希望就是当天非法拘禁,强行签订协议的报案,公安能够立案侦查。

“别看我那些朋友,开着宝马、奔驰,表面上看上去很光鲜,背后的那种心酸,唉……无法说,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下去。”

经历了这么多,蒋明甚至考虑过,如果有机会能够重新回到温州官场,自己是否还愿意回去。

“那你愿意回去吗?”记者问。

“愿意,”蒋明不加思索的回答,“哪怕没有任何职务,做一个平平淡淡的办事员,毕竟安稳,旱涝保收。”

“你不是说官场里面也很脏吗?”

“我就当一个睁眼瞎,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哈哈,不过现在什么都不可能了。”

蒋明的笑声充满了无奈。

(因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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