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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折扣”的理想主义者
最初走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志愿者,按照张轶超的话说,“还都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志愿者陆敏当时想给孩子们上的是文化地理课,因为孩子们是来自各地的,她想让孩子们了解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特点,希望每个孩子都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能够实现文化上的融合。
“我们的教育理念,对这些孩子将来考中学是没有直接帮助的,学校和家长们希望我们给孩子多上点数学课、英语课。”随着时间的推进,志愿者们渐渐发现了自己的初衷和现实之间的冲突。
志愿者们给某农民工子弟小学办了一个小型图书馆,虽然新书旧书加起来还没有装满一个书柜,但是“孩子们的眼睛都发亮了”。可是,他们后来发现,图书大部分时间是被校方锁起来的,并且校方要所有的孩子都办一张借书证,每人押金五元。有些孩子离校了,押金并没有归还。
一个事实是志愿者们一直不愿意面对的:有些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了追求盈利,会挖空心思在孩子们身上动脑筋,这种心思后来也动到了志愿者身上。
在活动最具规模的时候,这些来自大学的志愿者们也成了校方明目张胆争抢生源的工具。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简陋的大门上自作主张地挂起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志愿者基地”的牌子,而在另一所小学四处张贴的广告宣传单上,标有“我们得到复旦大学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大力支持”的字样。
“明明知道要被校方利用,也没办法,现在只能避免不被他们大规模地利用。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无法接近这些孩子。”张轶超说。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人民网,时间为2006年9月19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