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1+1》 20120210 艾滋病检测如何“实名制”？_新闻台

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广西一份《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引发热议。

江苏省疾控中心性艾办专家丁萍：(有人)觉得我一旦实名了，就不能正常生活。

实名制是否就是广而告之，实名制是否带来生活干扰，疑虑究竟为何而来，又如何破解？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陆林：按照规定不同的感染对象，它的阶段有的不同的医学服务的内容。

截止2011年底，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个人权利、公共利益究竟如何平衡？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陈曦：很多高危人群也好，感染的一些人也好，他现在认为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些思维模式，他们现在疾控中心搞检测，他就认为是搞监视，实际不是这样的概念。

《新闻1+1》今日关注艾滋病检测如何实名制？

CCTV消息：在过去的这一两年时间里，有三个字突然大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三个字就是实名制，我们不妨通过一个百度搜索指数来感受这样的一种变化，从去年1月份到今年1月份在百度关注方面实名制有三个比较大一点的高峰，前两个出现在去年1月份还有5、6月份，都跟火车票的实名制有关，一个大的高峰出现在去年的年底，当然就跟火车票完全实行实名制的购买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有趣的是到今年1月份出现了一个比较低的低谷，但是又快速跳升，这跟火车票实名制没太大关系了，跟食品添加剂的实名制包括最近几天有人在探讨是不是快递也要执行实名制，毫无疑问，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跟实名制沾在一起的可不仅仅是火车票。

我们不妨看一下，太多了，在一系列实名制当中有拍手称快的，比如说购买火车票，的确打击了黄牛等等，也有大家没什么感觉的书号，因为好像跟我们普通的公众没有关系，另外也有一些大家等待实施来观察一下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微博，还有是大家会略微觉得有些荒唐有点不太理解，这像避孕药实名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会有一些担心，像手机等等，包括互联网密码等等，我们的信息会不会被泄漏。当然在这中间今天我们要谈论都不是这些，这里面还有被误解的实名制，像菜刀，后来证明是买危险刀具要实名制，买菜刀不会有问题。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个实名制赞成的声音非常响亮，置疑的声音也非常多，但是跟我们社会前行又紧密相关，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就是艾滋病检测实名制，为什么在这几天为什么突然热起来了？咱们一起关注一下。

艾滋病实名制，这两个词汇的结合所引发的是一论热议，新闻的起点是不久前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两条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一，广西今后艾滋病检测将采用实名制。二，艾滋病感染者有义务将病情告知伴侣。

艾滋病咨询检测实名制，而检测机构应当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对艾滋病检测结果的告知义务，征求意见稿要求，为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将其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告知本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在知道确诊结果之日起，30日内将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及时告知配偶，或者与其有性关系者。30日后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权告知其配偶，并提供医学指导。

一时之间，这份即将提交广西人大审议的草案触发了舆论的关注，这个实名制到底为何而来？

2月8号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解释了理由，并表示实行艾滋病实名制检测，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治，明确的表态引发了又一轮的热议，目光再次被聚焦到这样一个群体身。

画面提示：2011年12月1日

卫生部部长陈竺：当前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已由血液传播为主转变为性传播为主，传播方式更加隐蔽，防治难度加大，长期积累的艾滋病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艾滋病治疗压力加大，艾滋病社会歧视依然存在。

最新的数据，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约占全球的五十分之一，全人群感染力为0.058%，性和毒品注射等手段也表明着这个群体不仅仅面临着一个引人关注的疾病的侵扰，还可能因为职业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变得更为特殊。

江苏疾控中心性艾办专家　丁萍：

觉得我一旦实名了，我可能就不能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我就不能够正常的生活。

根据2011年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显示，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现有78万人，截止2011年9月底，累计实名报告的人数却只有月34.3万人，在此背景下这个实名制究竟意味着什么？被检测者的个人信息是否能得到切实保护？社会歧视的存在是否会造成干扰，甚至这是否会让更多的人面对检测望而却步呢？一个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措施需要回答一系列的担忧。

白岩松：面对艾滋病检测实至名的确现在存在两难的状况，不实名制有很多过来检测的，检测完了之后发现自己可能感染上了艾滋病，然后就跑了，蒸发了消失了，接下来给他身边的人，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你无法进行控制，于是就有了实名制这样的提议，但是有了实名制这样的提议之后，新的担心又出现了，本来在我们的社会群体当中，对于艾滋病这样的群体就不够宽容，甚至有很多白眼和歧视，一旦实名制了之后大家就会担心，你的信息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的话，就把它放到了一种谴责甚至歧视的眼光底下，对他来说是另外的一种伤害。仔细听左和右似乎都有道理。

在我们今天下午进行的与此有关的调查的时候，我们也是恰恰表明了人们略带矛盾的心态。我们看，是否支持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支持有利于治疗和预防，接近半数，这是一个不错的比例，反对也很明确，可能暴露病人的隐私达到了28.1%，有前提的支持关键看配套措施，估计这个前提就是隐私被保护的很好，大家能平等对待等等占到了22.2%，这三个数字当中您可能是49.7%，可能是28.1%，也可能是22.2%，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一种理性的探讨，希望最好的是利远远大于弊。接下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连线采访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吕繁。

白岩松：吕主任您好。

吕繁：您好主持人。

白岩松：您也注意到了人们的担心，您觉得广西的这次将要最后有可能实施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为什么又突然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争议？

吕繁：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艾滋病防治事情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里我们也感谢社会有关人士，位于艾滋病防治包括检测的事务的关注和热心，同时由于艾滋病检测的事情涉及到面比较广，首先涉及到很多打算检测的一些人的情况，也涉及到我们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他的可接受性以及难易的程度。还有是不是总体上会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控等等。由于涉及到这些因素，我想民众可能对这个事情增加了关注。

白岩松：吕主任假如您作为正方，您觉得艾滋病的检测实名制是非常有道理的，您觉得好，好在哪儿？

吕繁：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可能也是我们广西要制定这样一个，要把它列入条例的几个原因，首先实名制实际上受益的直接者是感染者和病人，如果不实名的话，就有可能在一旦确认阳性之后，我们的一些后续的服务，就会跟不上，因为找不到人，所以实名制首先是对病人和感染者他的利益是有好处的，第二个方面，是对整体的防控有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艾滋病防治的总体形势应该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在一定的人群和地区还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我们有很多国内外的研究证明，实名制及时把感染的状况告知本人，以及相关的人员，有利于感染者和其他人员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减少高危行为，进而减少艾滋病的传播。第三个方面，也有利于搞清楚疫情为我们防治决策提供依据。

白岩松：当然这是您所陈述的道理，但是您这些天一定也听到了说，我反对甚至说没这么强烈，说我置疑，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的这位李强教授就表达了他的担心，来我们一起听一下。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李强院长：我觉得第一步检验还是应该放开去检验，一个事物就是正反两个方面，你想监控结果反而人倒不来了，你更监控不了了，所以我倒是觉得先要确认是不是艾滋病，然后再去监控，我觉得第一步可能比第二步还重要一点，如果什么都不去，首先实名制之后可能就有些人就不去了，不去了这个更麻烦了，那等于说使得一部分本来有可能能够发现的反而现在在人群中不能被发现，这反而是更不能被监控。

白岩松：您看吕主任，刚才李教授的态度很明确，你说着是好事，但是原来如果要是不实名的话人家可能还来，现在一实名了人家来都不来了，您怎么把好处给人家，您怎么看待李教授的这种意见？

吕繁：这种担心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特别是在刚才我们也都听到，目前艾滋病整体上还存在歧视的情况下，一些人会有一些担心，特别是担心自己个人信息的暴露，感染状况的暴露，进而不去做检测，但是实际上也是我们相关政策出台之后要加强宣传，使我们的相关一些服务对象能够正确理解提高认识。进而应该检测的及时还是要检测，实际上这种担心隐私的暴露我们也有相关的政策规定，首先要搞清楚实名检测本身并不是说要把感染者或者病人的一些信息给公开化，这还是两个问题。

白岩松：好，一会儿还会有问题向您请教。其实广西有可能要实施的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并不是它开的先河，我们不妨也去看看开过先河所面临到的情况，究竟会什么样？

这张图是出自卫生部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报告中，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去年9月底包括云南、广西、湖南等地，在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数上位居全国的前列，面对数以万计的感染者如何能够让他们及时得到治疗，是这些地方一直在探寻的。

湖南省疾病防御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晨曦：

我们是1992年发现第一例阳性，实际上我们从那个时候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你做初筛的时候可以选择匿名，但是你做确认实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实名。

初筛和确认，一般的艾滋病检测分为两道程序，但本为保护未检测者隐私的出筛匿名方式也带来了问题。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陆林：匿名检测我们当时应该使用的是编号，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无法告知，也无法提供后续的医学服务。

陈曦：确认阳性以后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这个情况我遇到很多次，有一个省里它有一个病人，已经(确诊)是(艾滋病)病人了，他来我这儿要治疗，我说那你要拿确认报告单给我看，结果确认报告单的名字上面一栏就是一个12345这样的一个数字，那我说这个数字是谁呀？没法给你进一步的治疗了。

虽然很多省份并没有把初筛的实名制正式列入当地的有关条例中，但是类似的操作在实践中早就存在，来检测的人数是否下降了？

陆林：早期少数的有，经过这么几年，现在实际检测对象总体来说是理解和支持的。

根据介绍，目前在云南9万名左右的艾滋病患者中，已经有7.5万名已经记录了真实的身份信息，这对后续治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陆林：抗病毒治疗、母婴阻断、定期的随访，母婴阻断里面还要提供人工的喂养奶粉等等这些，就是按照规定不同的感染对象，它的阶段有不同的医学服务的内容。

而对于艾滋病患者的个人信息，医院和疾控中心都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根据云南相关条例，如果医疗人员向无关人员泄漏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相关资料的，将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陆林：7年来没有出现一例医务人员故意泄漏感染者信息的行为，因为云南升的条例里边对感染者的权利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能泄漏病人的相关疾病信息。

白岩松：看到这里依然会有一些疑问继续连线吕繁主任，吕主任，您说人家如果要是来检测的话，完事之后你只要留下他的准确的联系方式就完了，为什么一定要实名制要身份证呢？

吕繁：如果是只留下联系方式不留下姓名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信息的话，这在实际操作当中还是会给后续的医学服务的提供一带来很多不便的事情，可能还是联系不上，比如说我留下一个通讯的方式但是名字其他的一些信息都是假，但是实际操作我怎么样真正要给他提供我们的随访的服务、治疗的服务，要找他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很苦难。

白岩松：吕主任，其实涉及到实名制的时候一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人家的信息你不给人家泄漏，而且的确去保护他的话，可能他的担忧就会小很多，您觉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

吕繁：应该说，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刚才我们云南的一些实践，若干年来云南发现感染者和病人比较多的，涉及的艾滋病防治的工作人员也是比较多的一个省份，这些年来没有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感染者和病人的信息故意泄漏出去的事件，所以我们说在有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以及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地方一些法规的规定情况下，我们加强医务人员的培训，应该说可以做到这一点。

白岩松：但是我觉得，仅仅靠思想教育工作，让人家不想恐怕还挺难，什么时候真的出现了假如说过去我们也发生过泄漏人家的信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都能够得到严肃的处理，甚至是用法律的方式对待他的话，慢慢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严肃，人们的这种信任感就会增加，因此，说到艾滋病检测的实名制问题的时候，它可不仅仅是一个艾滋病检测本身的问题，它需要社会综合的改变，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

陈曦：从病人角度来讲是不能去责怪病人，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感染了对不对，因为要是我去做检查才知道。

发现感染者并且告诉他们，对于从事艾滋病防控的工作人员这很关键，但并不轻松，一直尊重个人隐私权的自愿检测原则，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

陈曦：我们从1992年发现第一例现在是23000多个感染者，接近24000吧，主动来做的人发现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大概是不到10%，主要的几类来源，一个是临床，另外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对监管场所的(检测)，像吸毒的、强戒所的等等，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主动做的，像男同性恋这一块。

潜在的感染者自愿检测动力不足，这是现实，湖南省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陈曦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陈曦：在高流行地区我主张应该是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在有些像住院病人也好，在一些体检也好，能够主动增加一些检查项目，但是像一些中部流行的包括低流行的省，那么重点就是要在高危险人群，特别是要玩主省际之间这种流动人口。

这些可能的措施依旧是针对着重点人群，而坚持自愿为主依旧是有赖于对自身病情不自知的患者，如何迈过心理这道坎儿。

陈曦：很多高危人群也好，感染者也好，他现在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些思维模式，可能我来正规单位去做检查现在疾控中心搞监测，他就认为是搞监视，实际不是这样的概念，我也不会到你单位找麻烦，从感染者这个角度，他更多有一个羞耻感，我得了这个病，我违反了道德，然后我自我谴责。

而即便艾滋病患者能够通过检测及时发现自身病情，他们仍要面对社会环境带来的日后生存困局。

陈曦：就业有个体检，什么传染病不准录入，就学的话，外部的学生家长有意见，他也有可能传播给其他的孩子，就医的话呢，现在确确实实现在有一定的难度，比方享受低保的问题，按道理，吸毒本身是不能享受低保，因为你有钱吸毒你为什么没钱吃饭呢，但是你得了艾滋病就是，疾病这一块可以享受低保，如果你把它搅和在一起那你任何时候都说不过关了，所以一事对一事，政策掌握水平也要提高。

由此可见，一个实名制似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真的要提高实名制的效果，所依赖的是一个社会的体系的支撑，而这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白岩松：针对艾滋病的实名制检测，其实社会上的声音似乎也黑白分明，比如说专栏作家连鹏就觉得，在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配合，以及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就对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有些草率，也不利于防艾事业。但是请注意《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有自己的看法，现在有一种将艾滋病携带者隐私权绝对化的取向，宽容有点超出了限度，隐私权当然重要，但公众的知情权同样重要。艾滋病不仅是个人的事，因为它的传染性会侵犯别人的利益，相关者有知情之权。这是他的看法。

最后还是要连线一下吕繁主任，吕主任可不可以针对这样实名制的检测不是采用强制性，而是用增加吸引力的方式，您只要实名制我给你的治疗等等各方面免费的提供非常优厚的服务，而且谁要泄漏你的隐私要坚决处理，我们可不可以采用这种渐进式的方式呢？

吕繁：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实际上一个政策的规定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以有若干的操作的办法，包括你刚才说的通过激励的机制，来吸引他能够进行实名的检测，实际上还是回过头来，除了这样一个鼓励的政策之外，正确引导特别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改善这种环境，减少感染者和病人的担心应该是最根本的。

白岩松：其实我们现在只要是实名制检测就得到治疗等等已经是比较优惠的，是在实行的。

吕繁：确实。

白岩松：好非常感谢吕繁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来向我们解读这样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两难的问题。说到艾滋病有两句话必须要说，第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但是只在那一天关注艾滋病的情况的话，恐怕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需要的是365天都要持续的去关注。

第二个，围绕整个艾滋病检测的实名制，大家在讨论黑白、对错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念，如果全社会对艾滋病毒的携带者都不再用歧视的眼光去看待的时候，其实实不实名制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