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 20120212 胡忠谢晓君：选择_新闻台

是什么促使这对年轻教师夫妻

做出了看似冲动的决定

记者：但是这种短暂的感动能够和血缘、和亲情相比吗？

胡：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在那一瞬间能够站出来，愿意尝试着为这些孩子去做

爱情与亲情教师与责任

他如何用行动诠释自己的决定

记者：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最需要他的时候。

胡：很痛，孩子痛得没声了，她哭得没声了。

《面对面》古兵专访201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胡忠、谢晓君正在播出

胡忠和谢晓君都曾经是成都市一所重点中学--石室联中的教师，胡忠教化学，谢晓君教音乐，2000年，夫妻两人刚有了自己的女儿，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但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改变了这个家庭的运行轨迹，这一年的国庆假期，胡忠带着谢晓君来到了距离成都500公里外的西康福利学校。

记者：当时为什么会去这所学校呢？

胡：因为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报道，就是说一百个孤儿吧，他们就很缺老师，他们很想学知识文化，但是想为他们去做得更多一点的老师比较少，我就愿意去看一看。

记者：看到了什么呢？

胡：孩子们真的是很想学。

记者：哪些情景触动了你？

胡：我自己没有什么准备，因为自己不会藏语，那孩子都是藏族孩子，就怕自己说的东西跟他们学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就和我爱人商量了，我干脆就给他们唱歌，本来在看电视，当我唱的时候，他们把电视关了，安安静静地围着我，听我唱，一双双可以说是好奇的眼光，很纯洁的眼光，就看着我，耐心地听完我唱什么，但是肯定我唱的内容他们不会听得懂。就这样一个很短暂的，应该说我第一次跟我后面的，应该说他们后面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学生，这样一个接触，使我感觉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说能够有更多更多的，像我的这种，不管是用教育也好，用艺术也好，各种方式的投入吧，可能他们的成长会好一些。我很想过来帮一帮这些孩子，能帮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我只是说我想来，我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待11年，我没有这样说。

记者：但是你的孩子也刚出生，你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吗？　

胡：但是这些孩子，刚才我说的这些特殊的孩子，可能我们内心对他们的挂念是更多的。

记者：但是他们和你们非亲非故，没有任何的血缘和亲情。

胡：我记得有一个镜头，就是现在我印象都很深，我们当时去这个学校的时候，那些老师接待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子，我爱人就问这个是哪个老师的孩子，她就去逗这个孩子玩，但是他们说这个孩子是在学校门口捡的，在学校门口捡回来的。我也看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畸形的孩子，就是说身体有畸形的，头比较大，然后呢手脚跟正常的孩子都不一样。那我的太太听到这个事情，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的话，她马上就背转身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给这个孩子喂奶。当时我觉得这个镜头，我也没多说什么，但是现在都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记者：我相信在那一刹那间，可能有一些感动会触动你的内心。但是这种短暂地感动能够和血缘，和亲情相比吗？

胡：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在那一瞬间能够站出来，愿意尝试着为这些孩子去做。我觉得当初那种情况，我们确实是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并没有设想一定要待多长时间。但是我的第一个考虑是，我应该来，不管怎么说，试一试也可以。

记者：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种冲动。

胡：对，可能别人看来是一种冲动，包括我母亲都很不理解，她认为，我把就是本来在成都很好的一个单位，这边的工作也就彻底不要了，跑到高原，只是因为自己觉得这些孩子可怜，自己就去，自己也有孩子，而且孩子还这么小，母亲很不愿意我这样。但是我比较坚定，我就先说服的是我的太太嘛。

就在从塔公返回成都的汽车上，胡忠向妻子谢晓君表明了希望留在西康福利学校当一名志愿者的想法，令他感动的是，妻子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给予他最大的理解和支持。经过半年多的准备，2001年的夏天，谢晓君亲自将胡忠送到了西康福利学校。

记者：那当时的这种情景还记得吗？

谢：我当时送他，送他之后，因为我是搭的别人的车，就把他的行李放下之后，我们就得赶快要赶路，就得赶着要回成都。我就记得当时他在那个行李放下去那一刻，好，车子启动了，我看着他就这样子留下来，一路上我都在流泪，都觉得我现在好像要开始一个人站起来。

记者：你内心会不会有一些纠结和困惑甚至矛盾？

胡：当时是有的，我是这样跟她说的，我说你看吧，假如说有一天你打个电话，你说我这边挺不住了，扛不住了，我说我马上回来，

记者：你这么跟她说，她怎么反应？

胡：她说没问题，你放心地去，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让你回来。但是才去的时候，三天两头还是会，我们俩有一次聊到的时候，她还是说她一个人很寂寞，一个人带着孩子很寂寞，

记者：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最需要他的时候。

谢：肯定，进去之后呢那一段时间就天天晚上，因为他晚上才有时间，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一般就是晚上十点过，十一点钟，而且不在家里，就自己拿着电话就到楼下的什么公园里面，就去坐着就给他这样讲，但是一般你想夫妻之间一般说肯定就是倾诉自己的烦恼，只要一说到这，他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只要你让我回来我马上就回来，他每次越这样说，我越觉得我说不出让他回来的理由，说不出口。

胡：比方孩子病了，孩子需要什么，一个特殊的什么事情出现，孩子需要特殊的护理，她很少提，我只是从我母亲那儿得到一些，有时候她半夜抱着孩子进医院，孩子高烧不退，她半夜抱去。我的孩子当时血管很细，要输液的话，头皮针，针头要插到这个上面。

记者：我知道，扎头皮针。

胡：很痛的，孩子痛得要没声了，她也就哭得没声了。

记者：那你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有没有想过离开塔公，回到成都，因为这本身也应该是你的责任？

胡：是，有考虑过，因为成都毕竟有我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的责任还在，作为儿子的责任还在。这个责任我是逃不脱的，我是丢不下的。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孝子，但是我是一个知道懂得感恩的人。还是那句话，一百多个孤儿在，我就也没有办法马上把他们放得下来。

记者：你去了之后又能给这么多孩子带来什么？

胡：但是我去更多的是为了，为了让自己安心吧，应该说是自己安心，自己有一个做老师的良知，我觉得是这个在支撑我自己。

胡忠到西康福利学校做志愿者的那一年是这所学校正式办学的第三年，这里的学生们由于特殊的身世背景，进校的时候年龄大小不一，有的孩子进校时已经十一二岁了，却还要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起。而且由于塔公草原上条件艰苦，很少有老师能在这里坚持较长的时间。

记者：你当时去那个学校的时候，当时的学校师资力量是怎样的？

胡：师资力量很不稳定，有少数的，很少的公派老师，但是他们待的时间也不会长，也有就是志愿者老师，就像我这样去当一个志愿者，不是为了自己，主要是为了孩子的志愿者老师，但是他们到现在为止能够坚持下来的，可能就几位能够坚持下来。但是正是由于可能这种师资力量的不稳定吧，让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困难是很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惟一我们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尽量地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假如我们自己不坚定的话，像我们这些干得比较长的老师最后都要走的话，那这群孩子可能就像一壶水烧到80度，它是没有办法烧开的。

记者：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能给他们带来很多温暖，但当他们看到很多支教老师待了两年又走，他们会觉得可能感觉更大的一种伤害。

胡：你看我们学校的支教老师来了之后，工作一段时间，要走是肯定要走的，因为他接的是工作任务，他不走的话，肯定他那边单位还有事情。那么他回去之前，他都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些老师我什么时候要走，提前几天，请你们就我走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知道。因为孩子一旦知道，孤儿内心的那种感受，真的不是正常孩子的感受。他们有的孩子会走极端的。

记者：我知道，我特别理解。

胡：他会走极端的，他那种极端让你就，我们有的孩子曾经就想自杀都有。

记者：对，我就说，可能一直没有他还能够承受，他们怕的是给了然后又走，又离开。

胡：就像您刚才一直提到，我的孩子，我走的时候她八个月，她大了，或者她长到三岁的时候，父亲在不在她的身边，对他的印象不一定非常深，不一定非常深。但是这些孩子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父母不在了，这个时候又有一些为他献爱心，为他当父母的人到他身边，他很高兴，但是干了几年或者几个月之后，又走了，“父母”又走了，反复的“父母”来了，“父母”走了的这种折腾，对特殊孩子的心理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和伤害。

记者：那你不担心你的这样的一个来，在孩子们内心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感上的麻木。

胡：就是因为担心吧，所以我才不断地鼓励自己要坚持坚持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