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观察：打一场文化体制改革攻坚战_新闻台

打一场文化体制改革攻坚战（人民观察）

——从“七一”讲话看新使命新任务④

记者张贺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这一重要论述，为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了方向。

　　转企改制，让文化市场主体更鲜明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单位都是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各级政府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主要依据行政指令，而不是群众需求和市场导向，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

　　“通过养人而养事业的实质是财政补贴，而且是不计产出的补贴。本以为通过养人可以把事业养起来，最终是把人养懒了，事业也无从发展。”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罗争玉说。

　　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结构不够合理、内部机制不够灵活等问题，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确立文化市场主体，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使整个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蒯大申说。

　　改革，势在必行。

　　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改革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按照“二分法”的思路，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清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就是要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这其中，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事业单位转为公司法人。通过建立先进的管理和运营模式，盘活外部资源，激发内部活力，北京儿艺实现了惊人飞跃：演出场次增长7倍，总收入增长100倍，主要演员月收入过万元。北京儿艺的巨变说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蕴藏着巨大潜力，只要体制机制理顺，完全可以在市场中发展壮大。

　　目前，我国的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基本完成全行业的转企改制。随着大批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转变成面向市场的企业，我国文化市场变得空前活跃，文化产品的供给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年出书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电影产量连年保持在500部以上，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年产电视剧上万部，是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实力偏弱。国际经验证明，只有突破原有行业界限和地区封锁，通过市场手段实现规模效益和资源整合，才能最终做大做强。

　　目前，我国一些已经完成转企改制的文化企业，开始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上迈出新步伐，成效显著。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此次合作是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2008年5月9日，江苏新华和海南新华联合组建的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在海口成立，开中国发行业跨省重组的先河；2009年4月17日，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改制重组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成为地方出版集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出版社跨区域、跨部门战略重组的第一家出版单位。

　　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革除体制机制的弊端，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魄力，还需要创新的理念和思维。目前，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有所改观，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的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极易造成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

　　转变职能，让公共文化服务更贴心

　　建立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各地因地制宜，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改变过去那种不管基层群众是否欢迎都由政府部门直接送戏到基层的做法；通过邀请专业团队介绍节目，让街镇文化干部和市民代表直接进行评判、选择，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演什么”，使公共文化服务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杭州图书馆在2003年率先推出免证阅览制度后，进一步联合杭州1市5区的9个公共图书馆，推行公共图书馆借阅“一证通”。杭州读者只要持“一证通”卡就可以在全市9家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

　　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较高水平。政府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文化项目，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不过，从总体上看，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瓶颈”。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重文化产业、轻文化事业”，“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建设”的观念。

　　专家指出，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体系，设立刚性指标，建立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奖惩等挂钩的机制。

　　“开闸放水”，让文化产业发展更强劲

　　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

　　2005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和规范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若干领域的界限。同年8月，文化部等5部委发布了《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范围和持股比例也进行了规范。2009年国务院制定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这些政策、规划的总体特点就是开放，即放开国有文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通过转企改制激发企业活力；放宽准入领域，放低准入门槛，使其他社会资本有机会同台竞技。这些做法被形象地称为“开闸放水”，几年下来，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文化产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目前全国已有2/3的省区市把文化产业作为重要产业或支柱产业来发展，成效明显：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房地产业等行业，仅次于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位居第二；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同期汽车工业增加值；重庆，文化产业增速是同期GDP增速的2倍；贵州，文化产业收入首次超过100亿元……动漫产业园区、影视制作基地、数字出版基地等各类文化产业园区遍及全国。

　　政策的放开和扶持，给了民营资本宝贵的发展机遇。目前，全国从事图书、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制作的民营投资主体逐步增多。电影业80%的市场份额由民营主体占据，近几年票房过亿元的国产大片几乎全部出自民营影视公司。在演艺领域，全国民间职业剧团已有2773个，个体演职人员共计2万余人。在出版发行领域，民营及民营控股的出版物总发行企业有13家，全国连锁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已达10万多个。

　　从目前看，虽然我国整体进入小康社会，但大多数居民收入仍然偏低，文化消费极其有限，文化产品和服务事实上仍是少数高收入者的“奢侈品”，并没有成为普通居民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我国居民有限的文化消费中，大多数集中于教育消费，而非文化产业的主体内容。另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文化消费的差距很大，比如，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只有城市居民的1/3。因此，提高文化消费水平，做大文化消费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灵魂。经过文化体制改革这些年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企业的实力有所增强，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我国的主要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总体上不具备全球影响力，文化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责任编辑：王玉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