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60周年特殊部队神圣使命_新闻台

　　他们，是一支曾经神秘莫测的特殊部队；

　　他们，担负着军事医学研究的神圣使命。

　　1951年6月11日，为解决志愿军入朝作战中面临的军事医学难题，中央军委一份关于“迅即成立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密电从中南海发出……

　　50天后的8月1日，上海市卢湾区瑞金二路的一栋4层楼房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

　　60年，一路风雨兼程；60年，成就光荣与梦想——今天，军事医学科学院已发展为我军最高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军事医学科技攻关的核心力量。

　　祖国召唤激情创业

　　走过60年风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成立之初起就被赋予了承载国家安危的秘密使命。

　　为了调集人才，首任院长宫乃泉向军委卫生部列出了包括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普曼教授的中国助手周廷冲及其夫人黄翠芬在内的一长串拟调入的专家名单……

　　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大批著名专家从海外和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成为新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重要奠基者。

　　成立7年后，这支由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医学、药学专家组成的“特种部队”，奉命迁至北京，从事中国的“ABC”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的重大任务。

　　周廷冲、黄翠芬，这对全军唯一的“院士夫妻”，用毕生诠释了军事医学科研工作者对祖国母亲的深情。

　　1949年10月1日，旅居美国的周廷冲和黄翠芬夫妇，在收到宫乃泉从祖国转来的亲笔邀请信后，当即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1950年5月，在浩瀚苍茫的太平洋上漂泊了56天之后，终于踏上国土的周廷冲和黄翠芬热泪滚滚……

　　蔡翘，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在上世纪20年代初发现视角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顶盖前核，这一发现被国际医学界以“蔡氏区”命名。

　　新中国成立后，蔡翘坚定地选择了新中国并为之奋斗——身为原“中央大学医学院”代院长的他光荣入伍，后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从红军中走出的3位医学专家——钱信忠、涂通今和潘世征，以及白求恩的助手——殷希彭、王道建也都曾先后担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或研究所所长。”现任院长贺福初说。

　　今年已73岁的一级研究员王德文，曾连续26次参加核试验生物效应的检测，包括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核试验。

　　1962年，刚从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王德文第一次参加核试验时，队领导担心他受到核辐射影响生育，便安排他到最后车组。情急之下，王德文找到领导说：“大不了我不要孩子！”

　　正是从这样的创业激情起步，为应对外国核生化威胁，新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创了军事医学“三防”事业，人民共和国终于拥有了防核、防化、防生三座战略盾牌。

　　1985年，汇聚军事医学科学院防核、防化和防生三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与“两弹一星”、大庆油田发现、人工牛胰岛素合成等震撼世界的成果一起，获得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项成果，迄今仍为我国卫生系统、我军后勤系统唯一的特等奖。

　　抗疟课题组，这项肇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抗疟药研究，近40年投入百余名科研人员，前赴后继，取得多项独创性科研成果，使中国在这一领域从一片空白发展到国际一流，创造了自主研发新药的奇迹。

　　2009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治疗抗药性恶性疟疾特效药“复方蒿甲醚”获第四届“欧洲发明人奖”，成为我国医药界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大奖，也是我国第一个原始创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学新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疟疾治疗的首选药物，迄今已治愈全球数以百万的疟疾患者，预防用药超4亿人份，2010年又获得有药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盖伦奖”。

　　为战而研为赢而研

　　寒区部队容易发生冻伤，怎么办？——研制冻伤膏、产热袋等；

　　高原适应不全症对高原部队危害很大，怎么办？——研制复方党参片等防治药物；

　　一些部队官兵因水质不好致病，怎么办？——研制饮水消毒片；

　　炮兵容易震聋，怎么办？——研制防震耳塞……

　　这份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的成果清单，清晰地折射出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研方向：立足国家战略利益拓展和军事斗争准备卫勤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军而研、为战而研、为赢而研。

　　为解决严重影响驻高原部队官兵身心健康的吸氧难问题，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国内率先突破六塔空气分离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便携式、车载式、普通型和智能型等多种型号的高原制供氧装备，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为驻新疆、西藏等高原地区部队建设了86座智能型制供氧站、5670个吸氧终端。

　　为解决困扰边防官兵的蚊虫叮咬难题，组织专家深入新疆阿尔泰、黑龙江黑瞎子岛等边防一线部队进行实地调查，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成功研制新型防蚊系列装备和长效驱避剂，从根本上解除了官兵蚊患之苦。

　　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介绍说，仅“十一五”以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共申请承担军队课题近900项，为提高部队卫勤保障能力、维护官兵身心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军事斗争、卫勤准备、科技攻关的核心力量，人才成为决胜之关键。院党委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变革需求，进行了两轮学科重组和战略定位，在全军率先推行了课题组长负责制、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研究室主任聘任制、固定加流动用才模式等改革举措。

　　一系列的制度保证，避免了曾经有过的“人才危机”。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陈薇，便是“海外归国人才科研启动基金”的受益者之一。

　　200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陈薇留美回国后，军事医学科学院出资500万元人民币作为她的启动基金。“当时，500万元就是个天文数字！”用这笔基金，陈薇建起了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并于同年拿到了全军第一个炭疽病毒医学防护研究的课题。

　　2001年，时任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时年仅39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在推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中闯出了科研创新的一条新路——

　　由贺福初担任执行主席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在肝脏蛋白质组学研究领域形成了领先世界的优势，2005年被确定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的国际执行总部，开创了我国科学家领衔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的先河，也是中国科学家首次领衔国际重大科学计划，共吸引16个国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中外科学家参与。

　　军事医学科学院相继走出20位两院院士。目前，军事医学科学院有500多名优秀中青年专家领衔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项目。仅2011年，就有4名专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支持，占全军的一半。

　　在全球最早获得5种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的硅基生物芯片中，有3种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的，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疾病的监测和诊断。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分析实验室，成为被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指定的化学武器核查实验室，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同时拥有两个指定实验室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目前，军事医学科学院拥有的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达61个。

　　从“隐姓埋名”到“家喻户晓”

　　2003年早春，“SARS”病毒席卷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更成为“重灾区”。在完全没有经验借鉴的情况下，中国第一例非典病例的样本，被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专家曹务春和祝庆余从广州安全带回北京。

　　关乎13亿人民安危的未解之谜，被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兵团”作战的方式一一破解：率先发现并确认非典病原体为“冠状病毒”；最先研制出快速诊断技术和防治药物。是年10月，“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军事医学科学院正式成立。

　　以抗击非典为发端，21世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的威胁，再次把军事医学科学院推上历史的前台。

　　2004年底接踵而至的禽流感疫情中，国家发改委紧急向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瑞士罗氏公司订购抗人禽流感特效药物“达菲”，答复却是：2008年以后才能安排供货。

　　“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寄托在外国公司上是不现实的！”在关系国家和人民安危的重大利益面前，军事医学科学院向祖国和人民庄严承诺。

　　2005年初，研究员李松带领科研人员成功研制出抗人禽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并建成专用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彻底摆脱了流感药物依靠国外供应的局面。

　　同年8月，在经历了非典和禽流感的连续考验后，军事医学科学院纳入了国家相关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科技劲旅，并在汶川、玉树地震医学救援、北京奥运安保和抗击甲流疫情中大显身手。

　　2009年4月，源于北美地区的全球甲流疫情中，军事医学科学院闻讯而动。短短几个月，李松领衔的课题组在成功研制出抗甲流药物“磷酸奥司他韦胶囊”的基础上，又在全世界首创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适用于易感特殊人群的“磷酸奥司他韦”新剂型（颗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