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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的牛头角下邨
新建的牛头角上邨廉租房群落
在香港160个由政府兴建的公共屋邨中，牛头角上邨显得与众不同。
这个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6幢高层住宅豪气地盘踞着半个山头，为近5000户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来，它已经迎来了国内外数十批访问团体。其中有海外建筑专家、台北市长，也有中国内地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部门的官员。但很少有人了解，在这个“示范屋邨”的背后，曾有过一场持续了9年的官民交道先是拉锯博弈，后是互动互信。
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原本是邻近的另一个廉租房群落牛头角下邨的老住客。11年前，香港政府主导的浩浩荡荡的重建步伐，踏进了那个“修无可修”的老旧屋邨。7幢大楼将全部拆掉，上万名居民却不愿意服从政府安排，离开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地方。
在社工的帮助之下，一群居民凝聚起来，走进了政府大楼，与政府沟通，表达意见。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动，官方最终“顺从民意”，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
新旧更替之间，这些底层市民的家，仅仅挪动了10分钟的路程，从原本的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重建、搬迁、安置总是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很难尽善尽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当年手执决策大权的香港房屋委员会（简称房委会）前主席郑汉钧表示，“但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能帮助市民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感觉很安心，很安心。”
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还是离开人
牛头角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东部，因所处港湾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在这里兴建成片的公共房屋。地势偏远的海边地皮上，20多幢火柴盒一样的中层建筑拔地而起。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将之分为上邨和下邨，其中，下邨又划为一区和二区。
到了80年代末，一批早期公屋已渐渐老化。负责监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会发起“整体重建计划”。推土机往前开动，50余个老屋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住客四散，按照政府安排，分头迁到不同的新屋邨。
直到推进到最后一个屋邨牛头角，推土机突然碰到阻力。上邨与下邨一区的老房子已经先后拆迁，二区的住客却拒绝再一次重复政府的搬迁模式。
2001年1月8日，数十名居民来到香港立法会前的皇后像广场，向议员递交信函，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原邨安置”。这些居民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在铁栏杆上挂起一条黄色横幅，上面贴着他们用粉红色A4纸拼贴而成的一句口号“我有权利原邨安置”。
“年轻时我适应力很强的，但人老了，要搬到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环境，我都不敢想象了。”如今，坐在新家之中，78岁的何回忆着当初走上街头的原因。他头发花白稀疏，说起话来已经有些吃力。
1967年，何和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搬进牛头角下邨二区。早在1949年以前，这个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独自从广东来到香港，凭着双手制鞋谋生。
一年之后，当时才8岁的李达旋也跟着父母和兄长搬入下邨二区的另一幢楼房。这个大家庭一家8口，父亲在街头摆摊为生，母亲在酒楼里当洗碗工。
李达旋至今记得，牛头角当时“一片荒芜”。在他们的新家脚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铁皮工厂，不远处是一个制作酱油的大酱园，生活设施寥寥无几，通往市区的公交线路只有3条。
成千上万户家庭陆陆续续填满了“火柴盒”，这一片港湾才渐渐有了生气和商机。一些居民在楼下摆起了小摊，卖蔬菜水果、香烟报纸，也有人开起了大排档和茶餐厅。李达旋亲眼看着商铺一间间增多，一片厂房变成了地铁站，大酱园上盖起高级私人公寓。
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
2000年前后，当拆迁的消息传入下邨时，牛头角已经成了一片旺地，与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则开始老化破损，房子墙壁渗水，石灰脱落，一些地方甚至钢筋外露。香港政府迫切希望为这片地方打造一个全新的面貌。
但眼看着上邨和下邨一区的老住客分头搬到一些较偏远的廉租房，李达旋却不想再做一次“开荒牛”了。在这套老房子里，他读书，恋爱，结婚成家。
何也步入了晚年。膝下的儿女一个个成人离家，他与妻子退休在家，每天的日子就围着熟悉的屋邨转悠。那时在下邨二区，与何一样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体居民的1/3，4500多户人家中，超过1500户是独自居住的一老或两老。
何的邻居，便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老太太记性不好，时常忘带钥匙就出门，干脆把家里的备用钥匙放到何家。每次生病了，年迈的她还要拜托何打电话到医院预约门诊。
老屋邨里，相识几十年的邻居早已成了朋友。推开家门，那条百米长的走廊就是楼里最热闹的地方。在水泥地的过道上，李达旋曾与小伙伴追逐打闹，放几只拖鞋当分界，就打起乒乓球。大人们喜欢在那里闲坐聊天，或是搬出桌椅，搓一台麻将。
“人上了年纪，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还是离开人。”何说。拆迁之前，邻家的老太太总对他念叨：“以后我们两家人还是要住回同一幢楼。”
但对政府部门而言，将居住在7幢大楼里的居民集体地就近安置，是件奢侈的事情。房委会及其执行部门香港房屋署那时正紧紧盯着一个倒数时间表作为“整体重建计划”的最后一个屋邨，牛头角的重建工作应在2005/2006年度完成，而下邨二区的居民必须在2003/2004年度彻底迁出。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里，政府早已习惯“如期完成任务”。
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事实上，对推土机前的官民纠纷，香港政府早有应对机制。
当时，对每一个纳入“整体重建计划”的屋邨，民政部门都会出资购买一家民间机构的社工服务。社工搭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向居民传播政府政策，同时协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见。负责牛头角下邨二区重建工作的，是来自香港著名的民间机构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社工朱淑芬。
2000年夏天，朱淑芬第一次来到牛头角下邨，很快发现一群居民就像“盲头苍蝇”。在香港媒体的报道中，牛头角屋邨是一个“三多”社区，“老人多，穷苦人多，残疾人多”。面对拆迁，有意见的底层市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几晚便在屋邨内最热闹的走廊里举行一场“咨询会”，介绍基本政策之余，她也认识了一群居民。很快，20多个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会设在下邨的办事处里，其中有何等老年人、李达旋等中年居民，还有不少家庭主妇。
街坊们开始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到就近安置。商讨怎样向政府表达意见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必须平和一点，心平气和地和官员谈一谈。”一个居民说。
“你这样人家不会理睬你的呀，我们要多找些人，去叫口号，去吵一下！”另一个居民却主张要“激烈”。
朱淑芬这时便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那时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她参与过好几个拆迁项目，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了如指掌。她向居民分析说，那些出来接见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门里的“虾兵蟹将”，骂他们没有一点好处，相反，要和他们“摆道理”。
“我们要原邨安置，也不能这么横蛮，得先找一个可以安置我们的地点。”在社工的引导下，李达旋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2000年年底，香港规划署接待了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这个政府部门负有向市民公开土地规划信息的责任，为了迁就大家的下班时间，官员特意将见面定在晚上8点。
在一间会议室里，规划署的一名中层官员带着手下的几个规划师，与十几位居民围坐在大圆桌旁，对着一叠资料，仔细地介绍牛头角一带的规划情况，以及土地归属。在一张规划图上，居民们发现，牛头角上邨拆迁之后，那块土地仍然归属香港房委会，并计划在未来再度兴建公共房屋。
“这真的有了一线曙光！”未来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脚点，李达旋兴奋异常。
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向政府反映意见的途径，寻找官民之间的“中间人”。朱淑芬每天忙着联系不同的政府部门、各派议员以及关注公屋问题的民间组织。做营业代表的李达旋时间最灵活，就忙着参加各种会面。
可最初，行动的效果并不好。李达旋常常被议员泼冷水，“不好意思，我45分钟后还约了其他市民，你可以快点说吗？”“政府为什么要给你们这块地呢？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可能不同意啊！”
约见基层官员，听到的又总是基本政策。“他们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句，带着我们游花园，游到晕了也没有答案。”居民们那时都把官员叫作“录音机”。
大家开始变得沮丧。朱淑芬这时又试着引导：“他们不回答你们是正常的。我们不如想想，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李达旋认为，争取的东西“实在很大”，“地就是资源，资源就是钱啊！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成功的机会真的不大”。
说话向来慢吞吞的何这时也激动起来，在这位老人看来，他们跟政府谈判，“最大的筹码就是一群邨民”。
但怎样反映上万名街坊的意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做调查问卷了。”
“全邨调查问卷”立即启动。“每一户都有权利和责任来表达意见！”他们强调。为了把问卷分派到4500多户人家，100多名居民行动起来。白天，老人家先把问卷派到每家每户，年轻人下班回邨，再逐家逐户回收问卷。
两个月下来，收集到的问卷超过2500份，其中超过90%的住户表示，希望集体就近安置。“这好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一起搬，我们就赖死不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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