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前不久在湖北省京山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农用车将一个年轻人撞成了重伤。但是事后让人吃惊的并不是车祸本身而是在车祸发生之后伤者的家属做出的一个重要的抉择，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调查。

2011年5月31日上午湖北省京山县的胡久红突然接到了一个噩耗，她儿子在离家不远的一条马路上出车祸了，这让胡久红紧张万分她赶紧跑到了现场。胡久红说儿子是当天早上6点多钟出的门，本来是要去实习单位上班的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呢。周围的人告诉她她儿子在过马路时一辆从侧面突然冲来的农用汽车把他撞飞了起来。医生介绍说胡久红的儿子颅骨骨折，颅内出血，脑组织和脑干受到了压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将直接导致呼吸停止而死亡，医院立即进行了开颅手术。

胡久红的儿子叫张磊21岁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当地医院的实习期还有五天就要结束了，而再过一年他就能毕业参加工作了，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遭遇了横祸，在进入手术室六个小时之后张磊被推了出来。

张磊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从小他就不喜欢到外面玩，而是喜欢陪在爸爸妈妈身边陪他们看电视给他们盛饭。张磊高中毕业后考虑到家庭的条件父母让他读了高护专业。在胡久红两口子的心目中儿子是懂事的。胡久红说她和丈夫经营着一家煤气供应站。胡久红说他们夫妇原来有自己的房子，也有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口子双双下岗，做生意又赔了本，欠了两万多块钱的债务最后他们不得不卖掉了房子。卖了房子胡久红家就租住在这里，开始经营煤气站给别人充气送气，这是个体力活，一罐装满煤气的罐子近30公斤，都要送到客户家里，胡久红的右腿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干不了这活，所以送煤气罐的活都落在了她丈夫的身上。每送一坛气能挣五块钱，每个月要送100罐气才能交上房租，再送100罐才能勉强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一个月下来胡久红的丈夫往往要送300多罐煤气。儿子出事后煤气站的生意自然也就停了，两口子一直呆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寸步不离。但是儿子动手术住院都得花钱，胡久红觉得丈夫还是应该回去送煤气。

然而2011年6月3日就在张磊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四天之后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原来手术后的张磊出现了并发症，弥漫性脑肿胀颅脑肿得像个篮球，脑干再次受到压迫导致呼吸越来越弱。医院给张磊用上了呼吸机维持他的呼吸这让胡久红万分着急。那些日子胡久红像疯了一样完全没有了理智，听人家说放生可以保儿子平安她就去买了条野生黑鱼然后到河边放生。

但是 6月5日的上午儿子的自主呼吸已经停止超过24小时，而且医生在对他进行刺痛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反应。医院请来的专家诊断张磊已经处于脑死亡状态，对于脑死亡胡久红不懂她不下十几次地咨询医生，最终她知道了后果的严重性。没有这个先例，没有大脑死亡了的人还能够救活的。在儿子出事六天多时间里胡久红只喝了点水吃了点泡面身体很是虚弱，在知道这个结果后她悲伤到了极点。

让儿子站起来回到她身边已经没有希望了，胡久红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她想在儿子去世之后把儿子的器官捐献出来。胡久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却遭到了他的反对。胡久红的丈夫说儿子张磊跟着自己没享过什么福，特别是儿子上大学以后儿子同学的生活费每个月至少1000，可是家里能给儿子的只有600还得分三次给。但是张磊却从来没有报怨过，一放假就会帮着父亲送煤气罐，有一次父母都生病了张磊就找了几个朋友挨家挨户地去送煤气罐，每每提起过去的事胡久红和丈夫都会觉得自己亏待了儿子，所以妻子现在提出要在儿子去世之后捐献儿子的器官他感到接受不了。胡久红还在犹豫但是最终让儿子生命能用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的想法让她坚定了下来，她决定放弃治疗并在儿子去世后捐献儿子的器官，打定主意之后她开始做丈夫的工作。

很快医院通过当地的红十字会联系上了全国器官移植试点城市，武汉市的红十字会当天武汉方面相关的负责人骆钢强就带着器官移植专家赶到了京山，专家反复地验证张磊的生命体征，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会继续挽救他的，通过检查以后再加上现场的所有的专家讨论就明确这个孩子确实没有抢救的希望，接下来工作人员准备再次把张磊推进手术室拔掉呼吸机，等张磊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进行器官组织摘除手术，在手术室门口胡久红夫妇和儿子做最后的告别。

现场所有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亲戚朋友都向张磊三鞠躬，这之后工作人员就要拔掉呼吸机了，对于胡久红夫妇来说这又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胡久红听医生说摘除器官组织最好是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进行，否则将会极大地影响器官的质量，这点最终让胡久红夫妇

狠了心下了决定。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刘瑞爽教授刘教授你好。那么家人的这样一种意愿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才能够在医学上法律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嘉宾：首先这个尸体捐献人他的近亲属法律规定是父母配偶和成年子女共同以书面的形式表达自己这个捐献器官的意愿，接下来就是这个实施这种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对捐献者进行医学检查看他适不适合捐献，如果合乎要求这时候进入到下一个步骤，医生就要提出一个申请，向谁提出申请呢，法律规定向一个伦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名字比较长叫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这个伦理委员会下一步就要进行审查它就要审查捐献首先是不是自愿的，是不是捐献者真实的意愿这是第一，第二是不是无偿的就是有没有这种买卖器官或者说是变相买卖器官的现象，第三个就要审核是不是符合医学上的要求，这些都合格之后这时候才可以进行器官摘取，目前在咱们国家很多人对于遗体捐赠包括器官移植实际上了解得并不是很多。

主持人：是这样的，而且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想要有这方面意愿的表达也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表达，前段时间卫生部黄部长在一次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表明在年前可能要出台就是公民在申领驾照的时候可以表达是否（去世后）捐献自己的器官的意愿，我认为这个方法是就是对于有这种在自己去世后捐献器官意愿的公民来说是一个便捷的途径。

2011年6月5日17点20分也就是在车祸发生一周之后张磊被正式宣告临床死亡，按照程序胡久红夫妇首先和红十字会签订了捐献协议。随后张磊的遗体被推着沿着医院那条70米长的巷子推进了器官摘除手术室，而他的肝脏、两个肾脏、两只角膜和部分皮肤陆续被摘取并被立刻送往武汉。

6月5日下午在家休息的王琼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通知她赶快准备到医院接受角膜移植手术，接到通知后王琼顾不上吃晚饭带着妹妹来到了医院，三个小时之后她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王琼今年39岁在单位做信息工作，她的生活就是围绕着老公和孩子有空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去长江边看风景，2006年这样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王琼连夜赶到医院做了手术但是术后她右眼的视力并没有恢复当时因为缺乏很好的角膜材料所以当时仅仅是解决了她角膜穿孔的问题，而要根治王琼的病就必须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可是到哪里去找角膜呢，王琼来到了同济眼科登记“排队”等待着适合自己的角膜，那一年是2006年就是这个等待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也是让人充满希望的，那种希望就像一个亟待分娩的婴儿渴望来到这个世界上得到新生一样。

王琼等了五年幸运的是她终于等到了有用的角膜，并且成功地接受地进行了移植。记者见到王琼的时候已经是她手术之后一星期了，这天她和妹妹一起到医院做复查。捐献者的父母是一对朴实的夫妇却做出了这样一个壮举，所以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她想说说自己心里的感谢。

王琼是幸运的，跟王琼一样幸运的还有50岁的刘桂芳，6月5日晚上张磊的肝脏移植到了她的体内。刘桂芳患者有严重的肝硬化，在进行移植手术之前情况差到了极点。在等了将近一年之后刘桂芳终于等到了肝源，手术之后她的身体状况恢复越来越好，对于以后的生活她也有了新的憧憬。

远在京山的胡久红夫妇还不知道王琼和刘桂芳手术成功的消息，他们还要为了生计继续做煤气罐的生意，以往搬煤气罐做累的时候他们都渴望能够闲下来坐一会儿，可是如今他们却特别害怕闲下来。如今在张家还一直保持着张磊生前的样子。张磊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界了，但是他的器官仍然还活着，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病房一位接受张磊肾脏的患者的病情也有了好转。通过武汉市红十字会胡久红夫妇了解到了儿子器官的使用情况。而关于那些受捐者的好消息也给了这对夫妇很大的安慰。但是外界的安慰都是暂时的很快胡久红夫妇就不得不面对失去儿子的现实，自打儿子走了以后夫妇俩就觉得房子里空落落的心里也空落落的于是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而今年胡久红已经48岁了。

记者结束采访前来到了武汉的名人文化公园这里有一座武汉市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把张磊的名字刻在上面。

主持人：每年在咱们国家有150万患者等待器官的移植，但是捐赠者不足一万，所以很多很多人在等待当中离世，所以我们也期待着随着未来法律的完善和人们观念转变之后更多的人等待到的是生的希望而不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