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三公经费”公开更深入_新闻台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时间为2012年7月27日，转载仅为提供资料。

　　“三公经费”花得是否合理，主要还是看这种消费是否是政府机关有效履职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勤政与廉政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如属必需，则花多一些的钱也是值得的；如无此必要，则尽量削减甚至放弃。我们不能陷于“惟数字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负担转移。

　　继去年中央部门首次公布“三公经费”后，7月19日开始，中央部门第二次向社会公开了上一年度“三公经费”使用情况。

　　今年各部门公布“三公经费”情况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时间较为集中。在7月19日当天，就有92家中央部门密集公布了“三公经费”情况。按照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中央部门决算后，财政部应在20日内批复中央部门决算，98个中央部门收到财政部批复后即可公开本部门决算，而7月19日正是各部门收到财政部批复的日子，所以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喜人局面。二是形式渐趋规范。与去年公布时格式千差万别、杂乱无章相比，今年各部门公布决算格式渐趋统一。三是内容更趋人性化。与去年各部门公布“三公消费”两张乏味的表格和一堆干巴巴的数字相比，今年各部门公布的“三公消费”内容“有血有肉”、有数字、有具体说明、有基本概念解释，这些人性化的表达方式，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明确将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作为需要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2011年3月国务院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2011年，中央各部门也开始正式公布“三公经费”使用情况。2012年，在总结前一年公布“三公经费”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各部门根据社会的呼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调整了公布的内容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通俗性和可读性。

　　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已经推行了两年，取得了初步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必须认识到，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要经历从初步探索到健全完善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处于探索初期的“三公经费”公开横加指责、求全责备。从善意的角度，对其发展完善提出一些建议倒也是需要的。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要树立“纳税人”意识。所谓“纳税人”意识，就是一定要清楚，国家和政府的运转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系的，税收是国家财政之基。我们经常说“百姓是衣食父母”，就是这个道理。既然纳税人出了钱，当然就有权利知晓这些钱是如何消费的。有了“纳税人”意识，官员们就应该摒弃“官本位”思想和特权观念，勇于放弃“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应该是“三公消费”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

　　二是不能单纯从数字上考虑问题。我们不能单纯从数字上考虑问题，认为“三公经费”只要数字小就好。要强调在“三公经费”问题上勤政与廉政相平衡的原则。“三公经费”花得是否合理，主要还是看这种消费是否是政府机关有效履职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勤政与廉政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如属必需，则花多一些的钱也是值得的；如无此必要，则尽量削减甚至放弃。我们不能陷于“惟数字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防止负担转移。现实生活中，一些机关为节省自己的开支，把负担转移给下级机关或行业企业。从表面上看，上级机关的“三公”开支确实减少了，但它是以加重下级机关或行业企业的负担为代价的。我们强调不能单纯从数字上进行衡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央各部门之间，往往并非具有必然的可比较性。中央各部门，工作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对象不同，范围不同，方式方法不同，上述差异必然导致中央各部门在“三公经费”方面消费数量上的差异。比如，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农业部、体育总局、中国银监会等中央部门2011年的“三公经费”均超过了亿元，而国税总局更是独占鳌头，其2011年“三公经费”支出达到20.38亿元，其中光是公车费用就高达13.7亿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税系统实行垂直管理，至2011年底，国税系统就拥有执法执勤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49850辆。所以，对不同部门做数字上的比较有时并非合理。

　　三是要加强预算管理。预算管理是财政支出的“总闸门”。把好预算这道关，就等于控制了财政支出的“水龙头”。应该看到，今年中央各部门公布的财政预决算表虽然包含了“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其它“非财政拨款收入”，但由于屡禁不止的“小金库”的存在，使得“三公消费”又多了一个重要的隐性来源。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预算管理，把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从源头上减少或者说杜绝“三公经费”的不合理消费，将政府的所有消费均置于“阳光照射”之下。另外，要强调预算的刚性约束作用，非经严格的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预算。我国现行预算法规定：“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但在实践中，一些政府机关以工作需要并时间紧迫为由，非经法定程序改变和追加预算，先斩后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