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英：库尔班的后坎儿井时代_新闻台

提到吐鲁番，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葡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是一首歌，也是一篇小学课文。其实，这儿还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比如《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小说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是假的，但火焰山却真实存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经常是70多度；还比如坎儿井，一种利用地下暗渠把远处的雪山融水引进村庄的古老的水利工程；再比如库尔班，一个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农民，他不出名，但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库尔班挑战命运，我挑战自己

下车的那一刻，我有些震惊，吐鲁番不是瓜果飘香么？可我所见的却是一片片戈壁，火辣辣的太阳底下，空气似乎都在摇摆。

库尔班45岁，看起来却要苍老得多。从十几岁到现在，他已经修了快三十年的坎儿井了。因为干旱，吐鲁番才有了坎儿井。这里每年蒸发量3000多毫米，降水量却只有16毫米，这是一组我无法想象的数字，但库尔班就生活在其中。

地下暗渠和竖井，是坎儿井的两个重要结构。地下暗渠会把远处的地下水一点点引过来，因为坍塌，要经常维修；竖井则是库尔班他们出入地下暗渠的通道。我们到的这天，库尔班工作的那口竖井已经有35米深，整整10层楼。

想了解库尔班，了解他的工作，一定要到地下暗渠里，也就一定得通过那口井。陪同采访的地区宣传部王部长被我们支到了500米以外的公路边，因为他在肯定不会让我下井。井口铁架子的滑轮上有一根钢丝绳，绳的一头儿是辆负责牵引的拖拉机，另一头儿就是我。

穿防水服那会儿有点小得意，长这么大还不知道从10层楼的高度往下顺是什么感觉，可当双脚完全悬空在黑洞洞的井口之上，真的害怕。后来别人说，吓得脸都红了。竖井很窄，越往下恐惧感却越轻，因为库尔班已经在井底，听到他半生不熟的汉语，感觉踏实些。地下暗渠里，最矮的地方不到1米6，而且都是窄窄的，往前走一段，再回去就得倒着走，因为很难转开身。

作为主持人，演播室是我的舞台。和库尔班接触多了，我知道他的心中也有一个舞台，就是这狭小的暗渠。以前是村里集资修井，因为全村人吃水浇田都靠坎儿井，库尔班在村里很受人尊重。每当从暗渠里挖出一个新的泉眼，村里人会为他杀牛宰羊，会把煮好的肉送到井口。库尔班说这些的时候，脸上总有着不掩饰的得意。

端起那碗水饺，想起了小时候的大院

第一次到库尔班家，院里没人，伸手一推，大门却开了，门没有上锁。这是一个让我有些意外的发现，仔细观察，村里几乎大部分人家都不落锁。一个小小的发现，让这个村子一下变得亲切、温暖。

小村子的人都很好客，不管推开谁家的门，都会端上一大盘一大盘洗得晶莹透亮的葡萄和切好的西瓜，还会拿出一个新垫子出来给你坐，崭新的，一看就是专门给客人准备的。库尔班家的邻居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我们只是随便去看了看，聊会儿天。第二天再去时，老两口儿竟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考虑到我们的习惯，还专门包了水饺。面对这样的盛情，我们无法推辞。一起包饺子，白菜馅的，看错了以为是韭菜，随口一提，老阿姨起身就去了小菜园，没多会儿就割回一把韭菜，又做起了韭菜馅。

在三四十度的高温中，拍了一上午的节目，这顿水饺是最近很多年我吃得最香的一次。我们与这家的老人和孩子围坐在宽大的葡萄架下，吃着吃着，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住的大院，家里包了饺子，会给隔壁奶奶送一碗，再给楼下同学送一碗,久别了的温情扑面而来。走基层对我们，不仅仅是一次报道，还有找回很多已经失去的记忆、情感。

库尔班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

我们从见到库尔班开始就一直叫他大叔，因为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后来见到他的儿子聊起年龄才知道他比我还小几岁呢。他一说话就笑，幸福、知足的神情令人难忘。

接触多了，才知道库尔班实际上过得并不轻松。他的肩上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他有三个儿子，老大中专毕业后在市里打工，老二老三务农。前两年，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学，一年要交1万多的学费，库尔班只要井下有活，一定会去，因为一天有25块钱的工钱。现在国家支持坎儿井维修，库尔班一天有80块钱，但他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体力明显不如从前。眼前最要紧的是给三个孩子娶媳妇，老大在城里得买楼，老二老三在村里也得盖房子。尽管孩子们都大了，但库尔班坚持认为，那是自己的责任。

采访中，我们偶然从村里人那儿得知，库尔班这几天正遭遇着很大的麻烦，二儿子开拖拉机撞伤一个小姑娘，一直昏迷，花了很多医药费。

可库尔班却看不出愁来。当年他年轻时，就一番努力把土房变成了砖房。现在他依然相信，给孩子成家立业的目标，自己能够实现，很多困难也都会过去。

作为坎儿井匠人，库尔班的命运也与坎井一同起伏。其实他现在经历的是后坎儿井时代。近些年由于人口增多，吐鲁番打了不少机井，地下水开采过量，很多坎儿井断流，农田缺水，库尔班家的地从最初的16亩，已经缩减成10亩，院子里一株比他年龄都大的大杨树，今年旱死了一半。

坎儿井是吐鲁番的生命源泉，也是库尔班改变生活的支点。想想库尔班，其实他身上经历的，我们每个人都仿佛经历过，只是面对这些困难时，库尔班选择了笑容和坚持。

库尔班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发展之中，面临着很多困难，有希望，有努力，也有挫折。来到基层，走近库尔班，我们了解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还有对发展的理解，对成长的态度。

前几天，库尔班给同事打来电话，说：“我想你们了！”他的汉语不好，因此他的话里多了几分直接，少了很多修饰，没有用“想念”“挂念”，没有一点含蓄。听到这句话，我想告诉他：“我也想你们了！”

后记：“走”出来的心里话

在我心中，新闻主播肩负着两种功能。第一是新闻工作者，第二是语言工作者。新闻主播用有声语言传情达意，语言表达的基本功必须扎实。除此之外，一名主播的理解力越强，他（她）播出的消息越有感染力和传播力。因此主播必须具备良好的采编播能力，养成用“新闻眼”观察世界、了解社会的习惯，把握时代的脉搏，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这样才能在主播台上坐得长久，坐得踏实。

新闻主播走基层，是想让我们在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使自己在主播台上的语言更生动，更鲜活，更有感染力，更有时代气息。经历了在基层的“走”，如今的我念起稿子，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心里更踏实了。一名播音员，不管有多大名声，根基只存在于土壤里，扎得越深，越有厚度。

走完基层，我进一步思考了“主播”和“记者”两个身份之间的关系。最先出现在脑海中的，就是美国著名主播丹·拉瑟和宗毓华。国外电视界，往往是记者在前方干了10年、20年，带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掌控能力坐镇演播室。综观中外知名新闻主播的专业表现，不得不承认其中并没有太多的窍门与捷径，只是需要实践过程的演进与积淀。专业主义的持久养成，需要主持人拥有社会的辨识力、对民众的理解力以及对自我的掌控力，这些才是关键的“底子”，也就是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相信这模式值得借鉴，可以借鉴。

走基层，既然能把主播“走”成记者，有朝一日，未尝不能把记者“走”成主播。不过，在央视当主播，语言规范是必须的条件。任何内容都要靠外在形式表现，世界上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内容再好，如果受众听不清或者听着难受，也是不能容忍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播音部李瑞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