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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昌市委书记李亚的“第二职业”，是讲解员。讲解地点在6000平方米的许昌规划展览馆，展示的是2020年城乡远景新貌。
李亚总是走在参观队伍最前面。“规划先行，就是要看清楚历史，看明白未来，让农民懂得城市生活是啥样子，让外来客人知道许昌未来啥样子。让老百姓监督政府，看能否按规划的蓝图去执行、去落实！”他略带嘶哑的男中音透过话筒传出来。
魏武挥鞭处，今日中原故地正面临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中原经济区去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像李亚一样准备实实在在为河南的未来做些事情的干部，无处不在。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基层老百姓的热心肠也被调动起来。中原经济区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电视、广播里有人争论，建了中原经济区，“郑州能解决堵车问题吗？”“咱农民能多增收吗？”“在家门口能找着工作吗？”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曾表示：“为民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发展实践中体现为人民负责。”
由此，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任务，在河南省逐渐归结为“一条路子”：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同“中国的缩影”。在新一轮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竞争中，人多地少、资源有限、“三农”问题待解、工业化进程刚刚过半、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一系列挑战摆在面前。
中原是四方聚合之所，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今天，这里能否再为中国趟出一条新路？
“老四难”和“新四难”
河南至少有两个“第一”广为人知：
其一，户籍人口超1亿，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
其二，2000年后连续十年粮食产量全国第一。即便去年落在黑龙江省之后，河南仍保持连续8年增产、6年超千亿斤的纪录，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以上的粮食，每年调出原粮及加工品400亿斤。
“也就是全国每10个汤圆有6个、每10个水饺有4个在河南生产而已。”一篇广为流传的网文《河南没啥》，以此描述这些年河南在食物上所作的贡献。
河南全省经济总量多年来稳居全国第五，可一看人均指标，还是落后。
2009年，河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排全国19位，人均财政总收入只是全国水平的37.6%。当年，河南人均财政支出全国倒数第一，全省农村初中人均教育事业费倒数第三，农村小学人均教育事业费倒数第一，每500万人拥有高等学校数量5个，全国倒数第一。
河南开始自我反思：“打开我省主要工业产品目录，最能代表‘河南制造'的不是软件、手机、汽车，而是原煤、水泥、铝锭……‘粗、低、重、耗'产品过多，既污染了环境，还把更多利润拱手相让，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教业保，老百姓生活中的很多大事，让人感觉并不轻松……”
河南省委把河南的问题归纳为“老四难”和“新四难”：
前者“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粮食怎么保、民生怎么办”，还没能有效解决，后者“土地哪里来、减排哪里去、要素怎么保、物价怎么办”，就已经迫在眉睫。
河南的“难处”不只如此。
中国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积累的弊病，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周期调整中暴露出来。这对河南发展同样提出警示。
卢展工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河南省要避免“有增长而无发展”，避免“无业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和“无未来的增长”。
“某些沿海地区牺牲环境、牺牲农业，单单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老模式，在河南肯定走不动了。”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刘伟说，河南省一方面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另一方面要保证经济发展，不给全国如期实现小康“拖后腿”，这就必须走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隐藏在一系列“统筹”和“协调”当中：
统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给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统筹“三化”进程，使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为有机整体，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协调发展，而不是“单腿蹦高”；
统筹中心城市、县域经济发展，高昂起“龙头”，带动形成“一百单八将闹中原”的局面，才能实现区域平衡发展；
统筹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使“富裕中原”同时也是“绿色中原”、“宜居中原” ……
在许昌，“统筹”、“协调”的关键抓手，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2011年，许昌市基本建成11个新型农村社区，配套了与城市小区相同的社区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卫生所、学校、超市等。今年，这里将陆续开工建设102个新社区，到2015年将基本建成300个新社区。
“出门两脚泥”的农民，住进了新房，拿到了“房产证”，新房可转让、互换、继承、赠与和抵押。他们像城里人一样实现了“有恒产”。
李亚说：“用城镇化的理念去建设农村，以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覆盖农村，以现代的产业体系来支撑农村，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城镇化。”
在以城带乡、以工辅农的时代，李亚眼里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如同一头挑着新型工业化，一头挑着新型农业现代化，这才能真正实现“三化”协调。
李亚为什么去“客串”解说员？他认为，河南一些地区转型最大的阻力是思想。“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缺乏干大事、创大业的锐气，没有大发展、大突破的胆识”，有些干部“不乐于、不敢于、不善于”下功夫抓基层工作。
战国时秦人变法，立木为信。李亚把规划馆当成了一个“信物”，在他看来，建设中原经济区，河南人必须用真情实意，唤起真知灼见，进而务实求真，真抓实干。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中原大地，沃野千里。
河南人的性格，就像中原的土地一样，看上去平常、平静又平凡，内里却藏着极强的责任感、满腔热血和远大追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中原经济区，河南人坚信思想解放是“总开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们认为，河南转型的最大障碍，是“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上不理解、不到位”。
这种态度，不可能解决“河南之难”。
在具体工作中，“三化”协调会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既要粮食安全，又不能耽误工业化、城镇化；既要搞技术创新，又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如此纷杂的矛盾，需要领导干部们高度的责任感，更需要他们统筹兼顾的管理“艺术”。
卢展工写过一篇署名文章《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文章开宗明义，“讲转变，首先要从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转变开始，思考自己怎么转、怎么做。”
他提出：“个别干部比较喜欢拍脑袋、大呼隆、一风吹、一刀切，一会儿一个思路、一会儿一个战略，但基层干部怎么想？老百姓怎么想？有多少东西老百姓能够记得住？”
文章发表后，围绕建设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场全省范围的“思想大讨论”有序展开。
《河南日报》连续刊发9篇述评，提出转变领导方式的“八个关键词”。18个地市陆续推出“十八谈”，各亮“家底”，自揭“家丑”，边做自我批评，边为发展立纲定调。
有人形容，这场争论看似平静，实则猛烈，就像思想深处发生了一次“革命”。
“最根本的，是河南人认清了自己要走的路子。”河南省委副秘书长苏长青说，“只要方向正确，路再远、路再长、路再难，都不怕啦！”
以“谈”促“转”过程中，河南新乡市就发现，只要一边发展产业集聚区、拓展就业基础，一边创建农村合作组织，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牢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就能取得很大进展。
商丘是传统农业区，也是有885万人口的大市。利用南菜北运和北菜南调的特殊区位、交通优势，商丘建成了辐射全国的农产品批发中心，形成影响全国的“商丘价格”。
商丘市委书记陶明伦在“十八谈”中总结道：商丘的产业集聚区着力培育“特色主导产业”，构建产业集群，从而在服装、纺织、制冷、医药等领域形成了“雁阵效应”。
两年来，商丘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已由220万降为150万，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农村的“空巢”难题就能逐渐改变。
以传统煤电产业为支撑的河南鹤壁市，一度遭遇金融危机的“洗劫”。2008年9月至11月，工业增速竟由25.2%骤降到负2.6%。
他们由此认识到，必须要有一场“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性”的转型。一方面，鹤壁夯实产业基础，除了上马大型煤化工产业，还引入汽车、芯片、镁深加工、高档服装、高档面料等“龙头”项目；另一方面，他们扩展农业产业链，向玉米种子研发、有机农业等高端环节推进。
鹤壁市委最重视“统筹”。他们在“十八谈”中提出，要头脑清醒、抓准时机。因为“抓晚了贻误战机，抓早了拔苗助长，大事抓小了无法突破，小事抓大了本末倒置”。
“不要只从经济意义上理解中原经济区，要看到其精神价值！”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道兴表示，如今全国24个部委、央企与河南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国家给河南173项“先行先试”优惠政策，这些“真金白银”还只是眼下的物质收获。
未来20年到30年，通过旧村改造、整体搬迁、村居合并，全省18万个自然村将面貌一新，并能节约出600万亩土地，用于复耕和建设。“河南人的使命感和雄心壮志被唤醒了，6000万河南农民不再固守那一亩三分地，他们要换一种活儿法！”刘道兴说，“这无异于农村的又一次革命”。
“一根扁担挑两头”
中原是炎黄子孙的母体，是华夏国家的胸膛。
“三皇五帝”时代，先民在中原孕育文明的胚胎；商周时期，中原先进的青铜酒器折射出农耕文明的辉煌；秦汉时官私共营冶炼工厂，反映出发达的手工业制造能力；隋唐时代，中原出现了丝织、彩陶、酿酒、雕刻、造纸等诸业繁荣的盛景。
至北宋，东京汴梁常住人口超百万，商贸额占全国一半，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同期的英国伦敦人口仅有1.5万人。中原文明由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每一次盛世，大都源于中原的繁荣：只要中原稳定，人丁兴旺，粮食丰产，“盛世”就不期而至。
过去十几年，河南省历届政府大力提倡和推进“中原崛起”战略，本质上是对历史规律的呼应。
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安认为，我国区域经济战略大致走过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应对国际封锁和竞争，投资偏重中西部，大致是“均衡发展”；改革开放后，为促经济起飞，以东部率先发展为牵引，走了“非均衡发展”之路；到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战略选择。
他说：“从单极思维到多极思维，从单极突进到多轮驱动，这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遵循的客观规律。”
就全国而言，除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之外，“东北新工业基地”、“中原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带”、“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带”，都将成为新时期内陆经济新的“增长极”。
中国经济的庞大躯体，由此才能变得经络舒展、血脉畅通，全身骨骼和肌肉得以快速、持续、均衡的生长。
在新一轮区域经济“竞赛”中，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具有“连南贯北、承东启西”的特殊优势。“一横两纵”（即陇海线经济带、京广线经济带和京九线经济带）由此贯穿，这种“接合部”的区位要素，可形成与各个经济板块互动、联动、齐动，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
更重要的，中原地区从禀赋特征、产业格局、发展水平和人文传承看，都可谓“中国的缩影”：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工业化只有中等水平，高端技术能力不足，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处于中下游环节。
河南的“难处”，也是中国的“难处”。 如果这种发展态势的“被动性”，不能转化成破釜沉舟、扭转乾坤的“主动性”，就没有未来可言。
“河南在中国的位置，正如中国在世界中位置；重新厘定河南的发展路子，就是重新审视中国的未来道路。”刘道兴说，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之路，是“求生”的需要，是“逼出来的出路”，更是“谋河南的事，破中国的题”。
建设中原经济区，用河南话讲，叫“一根扁担挑两头”，其内涵却无限大：
一头挑着农业，一头挑着工业；
一头挑着东部老经验，一头挑着中西部新探索；
一头挑着昨天积累的旧矛盾，一头挑着明天的新希望；
……
这是务实的河南人主动的选择；这是奋进的河南务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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