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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调查]温州:金融改革再出发(20120505)

发布时间:2012年05月05日 22:48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CNTV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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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人物】

    刘光溪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常务理事

    周德文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 会长

    方培林 方兴钱庄创办人

    张震宇 温州市金融办公室 主任

    方声雷 钱库镇居民

    杨嘉兴 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创办人

    胡福林 温州信泰集团 董事长

    郑元忠 庄吉集团 董事长

    一张拍摄于首都机场高速路上的照片一行简短的说明,今天北京确实是一个艳阳天,或许预示温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来临。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的这条微博发布于3月28号11时57分,几个小时后,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接踵而至的各方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强调着温州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的重大意义,推进民间金融合法化,打破金融垄断,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温州金融改革非温州一地之成败,而是关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未来走向的一项重大改革。

    刘光溪(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常务理事):我认为30年以后,从经济特区30年的试点发展到今天,定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这是非常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路径的。

    刘光溪,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在他看来温州获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最让他惊喜的是共识的达成,

    刘光溪:金融改革要形成一定的共识,没有现实问题的逼迫,没有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社会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温州金融改革就这么容易能推出来吗?我真没有想到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国务院、中央能够这么快就能够公布实施,这对我一个搞地方金融管理的同志,我听到了以后非常高兴。

    和此前很多重大改革是从先行先试的特区开始,并逐渐推向全局一样,这一次先行先试的历史使命由温州来承担。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我举了一个形象的比例,就是国家就把温州当作小白鼠,当然我们温州自愿成为小白鼠,甘当小白鼠,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温州的试点,能够真正地杀出一条血路,撕开这个金融改革的撕一个缝出来。

    周德文,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多年来他坚持为温州中小企业代言,同时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呼吁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周德文:民间借贷一定要从地下让它到地上,在地下黑不隆冬的总体说,就没办法对它监管,只要从地下到地上,让它置在阳光之下,政府才能够对它进行监管,才能让它规范化,最终走向合法化的道路。

    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这里以无数崛起于草根的财富故事成就了"温州模式",也向世人展示了民营经济的巨大活力。然而,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民间资本,却更多地游走于灰色地带,强大、活跃、甚至危险,在金融改革想要让它走向阳光化、规范化的道路时,这个主角其实从未停止过这样的诉求。

    温州市苍南县,1980年这里的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被视为是温州民间金融改革的起点。四年后,同样是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私人钱庄。

    方培林:就在这块地方。

    记者:这个门脸。

    方培林:对,就这个门脸。

    记者:现在是个日用杂品店。

    方培林:现在是一个钟表铺,钟表的一个修理地。

    记者:那边都是卖日用杂品的?

    方培林:对。

    记者:生意好不好?

    方培林:我感觉很好。

    记者:那你的业务就是?

    方培林:附近乡里乡亲的对我们做的业务是存贷业务。

    记者:既存也贷,也贷款,就是一个标准的银行。

    方培林:对。

    1984年,温州是一个家家开工厂户户响叮当的地方。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正在形成,高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和当时的政策导向让方培林有了开办钱庄的想法。

    方培林(方兴钱庄创办人):在1984年的时候,我看到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它明确提出要鼓励农民入股,进行开发性的事业,我就在想入股意味着股息的合法,假如股息合法的话,民间借贷的利息肯定是合法的。

    记者:可能有这种灵敏、嗅觉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你能成功在当时?

    方培林:我也是歪打正着。

    记者: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方培林:当时的背景我感觉到商品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民间金融也很活跃,就是民间的借贷利率也比较高,那老百姓这个存款应该说当时银行改革没有跟上来,应该说当时的银行还挂着个牌子,叫国家金融重地,闲人莫进。

    记者:但是您刚才也说了,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老百姓要是想进银行的话,那都叫国家(金融)重地,那一个国家(金融)重地的领域怎么可能让你一个私人进入呢?

    方培林:所以说啊,我打了报告给政府,那结果苍南县钱库镇政府就发了一个红头文件,里面有一条就是允许方培林在钱库镇进行试验,开办钱库镇钱庄。

    方培林在给镇政府的报告中写了四点:第一,希望办一家股份制的金融服务社,股本金是十万;第二,金融服务社办起来之后,股权可以转让但不能退股;第三,利率要浮动,比民间的利率低,比国家银行的利率要高,最后他写到:我会24小时上班,服务于大众,结果当时的镇领导提出要办就一个人办,以免股东意见不一致生出麻烦,并且建议就叫钱庄。从此,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在喧哗热闹的小镇中心存在了五年之久,历史可以简单表述,但中间的周折却颇有意趣。

    方培林:我挂牌的第一天,银行就上门抗议了,他们就提出这个银行怎么让你来做?

    记者:那结果怎么样呢?

    方培林:结果就做不成啊,做不成我就转入地下。

    记者:那怎么由地上转为地下呢?

    方培林:所谓的地上,就是挂一个牌子是地上,我把这牌子就搬到里面去了,就没有牌子了。

    记者:那当时我们就没有这种监管吗?银行的这种监管。

    方培林:应该说银行有监管。

    记者:那它监管不到你身上?

    方培林:不。地下的很多,我把地下的引到地上,它就好管了,我又重新回到地下,它就没法好管了。

    尽管转入地下,但并不影响左邻右舍成为他的客户。

    记者:您曾经在方兴钱庄存过钱啊?

    方声雷(钱库镇居民):存过。

    记者:是哪年的事了?

    方声雷:那十多年前了吧,可能。

    记者:十多年前,您存了多少钱?

    方声雷:存了是七八万、五六万。

    记者:七八万,那个七八万在当年(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不少钱呐。

    方声雷:不是,那时候我们做生意的嘛,上下到东北干啥的拿回来就存那里 ,每天我出门了,我马上打个电话,叫他钱送过来给我,两对门,是吧?你要的话。

    记者:当时您就在这铺子就在这?

    方声雷:对,他就在那。

    记者:那当时有没有存在一个信任的问题,你信不信任他?

    方声雷:我信任,因为从小到大都一起啊,怎么不信任他?

    记者:那您当时从他那贷款的话,那个利息跟国营的相比?

    方声雷:稍高一点。

    记者:他高一点。

    方培林:对,我的高一点。

    方声雷:那我要存他那我也高啊,我不用的话我也存他那里。

    记者:他的利息也高。

    方声雷:他利息也高,那我想要拿走就马上拿走。

    事实上,在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宾客盈门的时侯,中国的银行体制也刚刚经历了一番变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一家银行,既承担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又从事商业银行的活动。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到1984年,国家陆续成立了农业、中国、建设 工商四家国有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则成为以金融管理为职责的中央银行,当时四大专业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支持。

    1986年8月,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温州列为金融体制改革12个试点城市之一,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因此有了从地下浮到地上的机会。

    方培林:1986年的时候,温州要建立试验区,新来的市委书记董朝才他跟我谈过,他说我对你这个私人的钱庄,我很感兴趣,你能不能继续再做。那我说我营业执照都没有,我怎么做?其实我已经在做了,我跟他说我没有执照。

    记者: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打这个马虎眼呢?

    方培林:对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市委书记什么意思。那董书记就找我,他跟我说,小方 ,你这个私人钱庄在全国各地都是非法的,都不能办,但是你在我温州试验区你是合法的,你大胆去做,我说为什么呢?我温州试验区已经把你这一条列入改革的方案,现有的私人钱庄继续试办。

    一张工商局发给的临时执照让方培林的私人钱庄再次高调开张,而1986年给温州民间金融的机会还不止于此。

    记者:您是1986年办了首家民间资本的城市信用社?

    杨嘉兴(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 创办人):是民间股份制的名称叫鹿城城市信用社,在1986年11月1号开业的,应该说是全国最早的一家。

    那之前,杨嘉兴自己开办着一家街区企业,有过因无处贷款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让他想要办一家专门为街区企业服务的银行。

    杨嘉兴:当时我们要办这个是跑了好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去申请,他们根本就说理都不理你的。

    记者:去哪家银行?

    杨嘉兴:那有好几家的嘛,而且也有熟悉的银行的,一些负责人、行长,我到他家里去,说我们这种想法,他都脸都红起来,认为你这个是犯罪的,不要到我家里来,很害怕的,叫你马上走马上走是这样。

    记者:当时为什么谈到民间办银行会,会那么草木皆兵呢?

    杨嘉兴:那个金融是不可进入一步的,这个是一统天下的,根本就是不允许你去做,也不允许你这么去想不可能的事情。

    但在当时温州市鹿城区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也是拿着工商局发放的临时营业执照,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记者:那接下来的事情一帆风顺吗?

    杨嘉兴:接下来也还是遇到很多困难,包括银行下通知,不给我们这样的机构,到专业银行去开户头。那时候只有四家专业银行,我们去开一个户头去结算都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吸收了存款也只能把它转移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不能存银行,我们自己户头也没有。

    记者:那心理多紧张啊,天天有那么多钱还得负责。

    杨嘉兴:那没有办法的。

    记者:现在能说了,当时把钱都放在哪儿啊?

    杨嘉兴:都在自己家里的床底下也有。

    记者:天天就是把钱放在床底下,再从床底下拿回来?天天啊?

    杨嘉兴:再过了两个月,人民银行就是说也批准我们了,1986年12月30号才给我们发这个金融执照。

    记者:谁给发的?

    杨嘉兴:省人民银行,发这个金融许可证。

    记者: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杨嘉兴:是。

    记者:那挺快的你们等于营业之后的两个月就给你们发了。

    杨嘉兴:因为我们这个做起来,业务发展比较快,我们为了支持区街企业,把这些区街企业的明星企业组织起来,给他们优惠贷款,就是说比一般的贷款利息还有下浮20%来支持他们。

    记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杨嘉兴:很支持,很多企业认为我们是雪中送炭,是他们的奶妈。

    这是温州民间资本,第一次进入正规的金融领地。从鹿城城市信用社开始,温州很快就发展出53家城市信用社,他们为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取代了部分民间借贷,促进社会融资转向良性循环的轨道。

    周德文:温州是金融改革最超前的一个城市,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改革是走在前面,但是因为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这些改革的措施基本上最终都是取消掉了,都没有扎扎实实地把它推进。实际上我们现在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家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的痕迹,还存在着对所有制的歧视。你既然走到市场经济道路就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去构建我们顶层设计,设计我们这项经济制度。

    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对接还需等待。1989年,方培林主动关闭了开办五年的方兴钱庄。

    方培林:当时对温州姓社姓资的讨论很激烈,几乎压得你抬不起头,我总觉得这个社会在动荡。

    记者:不确定因素的增多。

    方培林:太多了。那我这个办金融最顾忌的就是挤兑,你说大家都来领款,我全完蛋了,为了不使这个大厦倒塌,那我就把这个钱一户一户地送掉,把存款每户都给它送回去,应该说我把这个大厦的砖搬下来是搬得很悲壮的。

    记者: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楼已经盖起来了,自己拆和被形势所迫被人拆有什么区别?

    方培林:绝对不一样,自己拆,这个砖头是完整的,被人拆是碎的。

    1995年,因为当时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中出现问题,如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国务院指示地级城市要陆续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杨嘉兴因此转让了鹿城城市信用社的股份,告别了他从事十年的金融行业。1997年,温州市的城市信用社、金融服务社等金融小机构开始合并,统一组建为温州市商业银行,后更名为温州银行。

    温州的金融改革,从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款浮动利率开始到今天已经32年,这种基层自发的金融改革在现今已不适合,金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此推动金融改革深化,既可以解决金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问题,又可以防范风险,这是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发布的另一条微博。128个字的微博浓缩了温州民间金融30年走过的历程,也道出了金融改革的复杂和艰难。伴随私人钱庄和城市信用社这些民间自发的努力,政府的尝试也从未间断,但因为缺乏顶层设计的支撑,改革的努力最终消于无形,而缺乏监管的民间金融制造的风险却周期性地扰乱着温州正常的经济秩序。

    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温州乐清、苍南一带的台会一度让高利贷走向疯狂,最终因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制造很多家破人亡的悲剧。2011年民间借贷酿制的危机,再次重伤温州。

    胡福林,从眼镜作坊学徒到自创品牌并问鼎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老大,其创业历程堪称温州民营企业30年奋斗的微缩样本,然而也正是他在去年9月20日的"跑路"刺破了温州民间借贷的泡沫。

    胡福林(温州信泰集团 董事长):这次一个是资金的问题,一个呢确实在温州脑子真乱了。整天银行的这个私下的,比如说我一个亲戚来,他说房子你这个几百万借给你一定要拿回来,不拿回来房子要封掉了,搞得我心情很差。

    记者:你遇到的比较极端的一天会是什么样?

    胡福林:那就是一天银行五六帮、私底下的十几帮不断地给你讲的都是回去,这个钱我要回去,那个银行也跟我讲估计怎么样,贷款要到了还是怎么样啊?

    跑路是温州人对于出逃躲债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在胡福林跑路之前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温州商人因为高利贷导致资金断裂跑路甚至跳楼的新闻已经见诸媒体,而胡福林的企业信泰集团是温州市的标杆企业,他的出走被看作是高利贷风波由小企业向大企业蔓延的标志性事件,而胡福林的债务危机也随着他的出走呈现出全貌。

    周德文:他逃走以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非常痛苦,我觉得像这样好的企业,他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是不是他企业自身的原因?我认为自身有一点原因,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头脑发热盲目扩张,我当面也跟他交流过,但是政府和社会是不是应该要去承担一定的责任。当他好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银行是追着给他贷款,他不要就追着给他贷款,因为企业家都有虚荣心的,结果他拿到大量的钱就开始扩张。

    胡福林的债务危机经历了三年的潜伏期。2008年,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银行放松银根,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多企业开始了扩张计划,胡福林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转向光伏产业。

    记者:那为什么在2008年的时候会转向到一个光伏产业,你完全陌生的?

    胡福林:我唯一就是觉得新能源行业在国家的政策上,我觉得未来的发展也挺好,而且我那时候说实话,有资金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银行很支持,真的很支持。

    为了让光伏成为继眼镜产业之后新的增长支柱,胡福林投下了3亿多人民币,其中一半是自有资金,一半是向朋友筹集的,这种信心来自当时一家国有银行的承诺。在看到产出后,将会给他4亿的长期贷款,然而一年以后,国家在新能源产业上的政策调整,却使得银行的贷款承诺不能实现,而光伏行业的运行又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

    从2010年年底开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束,银行开始收紧银根提高利率,房地产市场随之降温,活跃在一线城市的温州炒房资本也开始被套牢,到了2011年4月份,资本一向充裕的温州竟然开始出现钱荒,朋友之间的资金拆借越来越困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胡福林只能借助高利贷来维系整个公司的运行。

    胡福林:原来你利息低的我现在撑一撑,利息高一点我跟你借,顶过这个非常时期。

    记者:那你觉得非常时期会有多长时间?

    胡福林:我原来考虑也就是说熬过就可以了,可是后面越来越恶劣了,利息高了。

    记者:利息高多少了?

    胡福林:那最高的话,(月息)3分,(月息)3分4分都有,最高的话。

    胡福林借来的高利贷还有一部分用来"还后续贷",这是温州企业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贷款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然而,当时温州市一些商业银行为了防范中小企业倒闭和民间借贷的风险,已经开始采取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的办法,所谓"还后续贷"已经没有可能。

    周德文:民间借贷越借越多,银行的钱贷款越来越减少,最后造成了资金链断裂,最高峰的时候它甚至一个月要承担2500万的利息,你想2500万的利息一年是什么概念?一年要付3个亿的利息,哪个企业能够坚守上去?

    2011年9月15日前后,一笔14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成为压垮胡福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了。9月20日,胡福林跑路美国,消息传出之后,债权人纷纷来到信泰集团要求还款,银行也向互保企业和关联企业下发通知追还贷款,自此由钱荒导致的温州金融困局浮出水面。

    为应对危机,温州设立了10亿元市区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帮助企业解决信贷资金周转困难。同时,相关部门提高了企业欠薪准备金额度,对中小企业和符合转型升级要求的经营困难企业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2010年11月,温州市紧急草拟了一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和《"1+8"金融改革创新方案》,并通过浙江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操作由此进入快车道。

    2011年10月10日,胡福林从美国回到温州,在他20天归去来兮的历程后面,蕴含着的是温州资本对外扩张以及民间借贷的变迁,也蕴含着温州众多中小企业主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内忧和外患。

    胡福林:我自己形容这样子,应该是我现在转型快转好了,临门一脚把球踢飞了。

    记者:什么叫转型快转好了?

    胡福林:我现在已经慢慢转到,不是靠劳动密集型这个,我是已经走到一种附加值就提升了,等于说是变成先进的制造业了,那么就不是原来单纯的就是很简单的加工,就是我跟国际接轨了,至少说我跟国外的公司平起平坐了,我不是靠人家贴牌吃饭了。

    记者:就是在过去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眼镜这一行利润率有多少,最高的时候?

    胡福林:20%左右。

    记者:那最低的时候呢?

    胡福林:5%,2%,现在我估计就5%以内了。

    传统制造业利润日薄,资本逐利的天性让早期创业的一批温州人开始追逐高利润高回报的房地产,"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到来,温州资本开始向金融投资积聚。2011年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而跃居首位,民间借贷本身已成为一种高回报的投资品种。当众人争相成为食利者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旦无法支撑过高的资金成本,崩盘是注定的结局。

    在政府的帮助下,胡福林从美国回来十天后,信泰集团即恢复生产,紧张的局面得到控制,但危机却远未结束,受伤的民间信用体系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修复。

    温州金融改革的方案从上报到获批只用了180天的时间,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温州来说,这样的效率只能提高不能减缓。2012年4月26日,在温州金改即将满月之际,"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开业,这是全国第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借贷服务机构。这个项目的落地对应的是温州金改12项任务中的第一条: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刘光溪:为什么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第一条是规范民间融资?这是中国金融体制纵向改革的重大突破,能够承认地方能够成立相应的管理备案和监测体系,对民间资本的发生情况、借贷情况、流向情况进行监测预警。

    记者:管和不管、监测和不监测区别是什么?

    刘光溪:民间资本就是说你想纳入到监管,我想找个婆婆来管,就是报国无门的那个感觉。为什么现在要考虑民间的融资要纳入规范化的管理?你只要到了我这个备案中心、监测体系中心、监管中心备案了,通过一定的程序了,你就受到,就是阳光化嘛,由地下浮上水面,由民间走向正规嘛。

    对于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来说,12项任务中的第二条才是真正让他们兴奋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这被称为是金融领域向民间资本敞开了一道门缝。而人们想象,最先挤进这道门缝的就是小额贷款公司。

    在温州市亿兆小额贷款公司,我们偶然遇到的这个人强烈要求,表达他对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看法。

    郑元忠(庄吉集团 董事长):14年以前,我就向人民银行递交了报告,就是想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体系,打破这个银行的垄断,也是给金融体系有一个生态平衡,就是这种想法。

    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不仅是这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之一,同时还是温州历史上有名的八大王之一。1984年,温州柳市镇以投机倒把罪查处了当时八位被称为"大王"的个体业主,郑元忠就是其中的电器大王。在看守所里呆了186天之后,郑元忠被无罪释放。那之后,郑元忠创办了庄吉集团,2010年成为这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

    记者:现在有了这个小贷公司以后,好多人都在讲,就是温州的很多人都在讲,当时之所以设立这个小贷公司,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转正成为村镇银行。那么您当时投资到入股到这样的一家小贷公司,你心里面的构想是什么?

    郑元忠:就是冲着将来是一家银行。

    记者:为什么一家实业对于办银行这么感兴趣?

    郑元忠:这也是十几年前就有这种梦想,有人问我老郑你这么辛苦,赚那么多钱将来干吗?我说如果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体制允许的话,我将来我要办一家银行就想民间资金进入银行体系。

    记者:你是想通过办银行赚钱,还是说希望办银行来实现你心中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郑元忠:是一种愿望,因为我想这个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基本放开了,为什么银行还不放开,如果银行不放开,那么银行业应该还是国家垄断的。

    金融是百业之王,在温州,很多企业家和郑元忠一样,怀揣着银行家的梦想而这个梦想开始于2008年。当时,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银监会又出台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其中规定村镇银行必须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任主发起人,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想要转为村镇银行,股份比例将大大降低,这使得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望而却步。此次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出现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任务中,再次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和猜想。

    周德文:就要真正允许民间资本去筹建民营的银行。什么叫民营的银行?那么很多小贷公司就说那我何必去转呢?我转了反而不好了,转了以后我拉一个爸爸来,弄一个爸爸来管我,原来还不用管的,现在还要弄一个爸爸来管我,所以这项制度我认为呢,还要进一步改革,所以金融改革是很难的。

    刘光溪:看看第二条,这是从根本上第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民间资本可以介入到银行业领域,我们过去的小贷公司,2009年也有规定,允许你改制成村镇银行,但是必须银行介入哪一家小贷公司会同意。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允许民间资本,好好看那个字眼,能看懂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发起设立。发起设立它的主发起人是民间每一家企业,这就是了不得,当然现在我们的金融改革试点,温州怎么配合银监部门细化出民间资本怎么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对你是一个考验。

    考验留给了改革的操盘者。

    张震宇(温州市金融办公室 主任):因为这一次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近了一步,原来就是参与,没有发起,参与跟发起,那么当然是发起近了一步。但是主发起跟发起,当然是主发起了,所以这方面有空间,但是也要有突破,要有对接的一个过程。

    记者:这种对接呢是干了再说 ,还是边说边干,还是说了再干?

    张震宇:应该说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边说边干,边说就是你要报批,你要征得他同意,你能做的先做,你做不了的那就要请示,要征得他的同意。

    记者:现在有一些企业家,温州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明显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非常担心改革的步子会迈得太小?

    张震宇:我想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国务院把金融改革放在温州,放在温州改革能闯出一条就是民间金融和国有金融协调发展这样一个思路,把民间这一块做大一点能够跟这一块正规金融有个相协调。

    记者:因为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不冲突,正规金融为什么不接受民间金融?

    张震宇:正规金融不是说不能接受,正规金融是不想接受。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已经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上了车,我不想你再上车,那个人一定要上车,那两者就要争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你怎么去争?所以现在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一步步来,那么这是我们这次改革要有一个突破。

    这里是郑元忠的造船厂。2006年,手中资金宽裕企业也在谋求多元化,于是进入了造船行业。然而,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大环境的变化,造船业的利润不如当初的预期。

    郑元忠:因为造船业现在是比较低落的一个行业,那么银行呢,一听说你是造船的,它本来贷给你的钱,它还想收回,不要说再追加给你的钱,如果说没有小额贷款公司的话,那么我现在的造船的资金,可能会断裂资金链就会断裂,紧急的时候启用一下是很有必要。

    经历了去年的民间借贷风波后温州的企业家们,重新珍惜起了自己的实业。郑元忠知道实业的艰难,也了解民间金融受到的限制。所以,他一边期待造船行业的回暖,同时也想尽力抓住金融改革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是他一家企业的机会,也是整个温州的机会。

    郑元忠:放开一点,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宁可让它犯点错,开始本身试验就有错的,你吸取(民间金融)这个快捷方便这一种模式,对这一次试验可能会有成功。

    冲破现有的束缚,这样的希望常常和压力并存。过去30年,温州不乏金融改革的冲动和实践,这一次改革再出发,在张震宇看来和以前不同的是,温州终于拿到了驾照。

    张震宇:当时应该说说是无证驾驶,现在一旦得到了这个驾驶证,反而感到压力大。

    记者:会不会以前没证的时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现在有证了却缩手缩脚不知道怎么改?

    张震宇:反而无证驾驶是心理是最恐慌的,现在有证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忘了,一旦你拿到驾驶证的那一天,你的罚单就在你的身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国务院,现在他说我不开罚单。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周小川到温州,首先讲的允许试错,现在给我们的空间非常大,那我们还不去试的话,那就说不过去。

    温州金融改革任重道远,如果说改革已经为温州注入了信心,那么信心的持续则寄望于改革的决心和力度。2012年5月2日,《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经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并上报国家相关部委,温州还向国务院和中央部委提出该市金融综合改革需要以下支持:明确一批先行先试综合改革项目,进一步明确改革配套政策相关细则,进一步授权立法和审批权限,恳请给予温州试验区有限立法权限,比如制定地方金融管理条例等,恳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部委梳理现有政策,把部分审批权限下放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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