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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员】
敬一丹 《感动中国》主持人
白岩松 《感动中国》主持人
梁建增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
张平宜
陈小川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成员
孙 伟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所长 《感动中国》奖杯设计者
胡 忠
谢晓君 胡忠的妻子
陈日铃 广东私营企业主
朱 波 《感动中国》制片人
孙东林
陆小华 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成员
这是一次彩排，当一档大型节目进入到这个程序时，意味着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敬一丹(《感动中国》主持人)：回首十年，我们在这里做了什么。
白岩松(《感动中国》主持人)：在中国千百年的感动的流程中，这十年也不过只是一瞬间，而对于未来中国人，还将有的无数的感动，十年也不过是一个开始。
十年，对于任何一档节目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特殊对待的时间节点，但对于已经为之工作了十年的团队来说，他们需要准备的只是一份特殊的心情，而这份心情在十年中从未改变。
白岩松：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像日常的节目，这是一年一次的仪式，这十几天你会调试自己，面对《感动中国》的时候要安静下来，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幸运，每年过春节之前的时候，都开始提早地，逼迫自己安静下来，这是真的。
敬一丹：每次准备《感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有几天处于那样的状态，我会主动地拒绝一些和这事无关的事情，让自己尽可能地单纯，我在精神上要达到一种焚香沐浴的……安静，甚至有点敬畏。
这是一个为了让这些人走进更多人的精神世界而专门设置的舞台，但是对于所有已经和将要来到这里的人来说，在这之前，他们早已做出了那个让他们来到这里的选择，而他们的坚持也大多数比这个节目十年的历史更长。
同期：好，咱们继续，一二三四五，接下来我们将走近一对夫妻。来，走近他们的故事。
同期：来，来，来。
胡忠曾经是成都一所重点中学的老师，12年前他偶然来到位于四川甘孜州塔公乡的西康福利学校，认识了这里的一百多名孤儿。几个月后他离开妻子和刚刚8个月大的女儿，成为一名志愿者。
胡忠：这些孤儿真的可怜，因为我到这来，这些娃娃有人教他们，他们能够学到知识文化，我这样想的话就想得通，当老师，在哪不是教书，在哪不是育人。
也是在12年前，张平宜从海峡对岸的台湾来到四川凉山的麻风病康复村，身为记者的她曾经采访过台湾麻风病人的生存状况。
张平宜：到了四川云南麻风村，我真的吓一大跳，我看到是一群还没有长大就没有未来的小孩，我真的不晓得这群小孩从哪儿冒出来。
从1959年开始，当地政府在四川凉山一带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时隔半个多世纪，麻风病已经得到有效防治，但麻风病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却很难走出人们的恐惧和偏见。在走访了10个县后，张平宜终于找到了唯一一所设在麻风病康复村里的学校--大营盘小学，这里只有一间80平米的教室和一位坚持了十几年的代课老师。
张平宜：我们当记者当了12年，我们做过多少题目，做过多少艾滋病，做过多少无国籍难民，做过多少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故事每个都打动你，可是它很容易就成为过去式，就过了。我不晓得为什么这群小孩儿会牵动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它就是常常。我回到台北要喝咖啡，天哪，就会在我脑中闪过，去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它会闪过，它在你休息、听音乐的时候，那些小脸就会闪过，我觉得我想做点什么。
当时的张平宜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三个月，为了大营盘小学，出生富家的张平宜发出过“下辈子只当有钱人”的感慨。尽管募捐艰难，善心却从未枯竭。2002年，张平宜带着募集而来的120万元台币再次来到大营盘小学，完成她留在这里的承诺，建一所新的大营盘小学。
同期：我们以前想：她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就说，她是真的。
也是在这一年，《感动中国》开始了从无到有的酝酿。
梁建增(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2002年的秋天。那时候我是新闻评论部主任，在酝酿年底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策划，我们就发现多数媒体在用人物梳理当年重大事件的时候，都是按行业、按领域，比如说体坛人物、比如说经济人物，但是跨越行业、跨越领域、跨越年龄的人物进行梳理的这种节目，当时是一个空缺。那么说，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
白岩松：我们那天是大约不到十个人，十几个人可能，借用《新闻调查》的办公室开的策划会，然后烟熏燎绕，N多个小时，是陈虻点燃了“我们能不能选好人”。
陈虻，时任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他因胃癌医治无效于2008年逝世。他的选择好人这句话成为了《感动中国》最初的灵感。
梁建增：当然最早的溯源，也溯源到东方时空的诞生，我们有个理念--真诚面对观众，真诚它是一种情感，它是引起所有人的一种共鸣。我们如果是用情感来梳理年度人物的话，这不就形成我们的一个特色吗。这是我们所想做的。
朱波(《感动中国》制片人)：当时提了好多，比如影响中国，改变中国，甚至于震撼中国，还有感动中国，我们讨论了很多，后来我们一致认为，感动这个词比较准确地，能把尽可能多的类别的人物含进这里。
随之而来的是对感动标准的议定和对节目要素、环节的设计，对于节目组来说这是一个寻找感动，并利用电视手段表达感动的过程。
梁建增：代表时代方向，能够以社会为背景，能够得到大多数的受众、观众他的这种心理认同，那么就是标准。
为了推选《感动中国》获奖人物，节目组组建了一个近40人的推选委员会。2002年年底，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拿到了这样一份材料，其中对于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标准有着如下描述。十年来这个标准一直没有改变。
陈小川(《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成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于真善美的一种最大公约数。
制定标准，寻找好人的同时，作为一个年度颁奖礼需要打造一个具有仪式感的舞台空间，仪式中每一个细节都要服务于节目的诉求，那就是感动。
朱波：要把仪式感设计得非常周全，我们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
孙伟(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所长 《感动中国》奖杯设计者)：最开始还是正儿八经的奖杯式的，一个中国的中，掏了一个心在里边。
朱波：当时我记得在一个咖啡厅里，孙教授画草图。
孙伟：后来说这太死了，从审美的角度还不够打动人，还不够有激情。
朱波：他说他想象的情景就是在黄土高原，那些农民挥舞的红绸子。
孙伟：拔地而起，甩到天空。
朱波：在挥舞红绸子那一瞬间，在空中飘的瞬间，形成了心的形状。
孙伟：最后其实落在心动上。
朱波：其实感动中国这个事，我找所有的人跟他谈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人的故事讲给他听，他们也会被打动。当时作词以后，我去找韩红，我印象很深，跟韩红说完以后，我开车回去的路上，韩红的电话就进来了，也就20分钟，她说特高兴、激动，我想完了，给你哼一遍，韩红就把整个感动中国给我哼出来，就是现在歌的旋律。
在感动中国，第一次正式录制的现场，节目组曾经有过一个担心，担心摄像机无法捕捉到足够的观众为之动容的画面。
同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湖南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担任州委书记期间，他做了很多好事。
同期：他对我们实在太好了。
陈小川：就第一年做了之后，我作为推委之后我看到的资料，然后我投的一张票，非常难以取舍的一张票，之后再看颁奖，老泪纵横的是我。
在感动中国节目中，纪实短片是人们认识获奖人物的第一个环节。
十年前，已经去世的原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成为《感动中国》推出的第一位获奖人物，代替他来到现场的是他的妻子和儿子。
陆小华(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会成员)：我当时在现场非常感动，一个短片凝聚了他最感动的那一瞬间，他接受采访，他们的心路历程，那还是非常震撼，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力量的震撼。
播放人物短片、现场采访、宣读推荐词和颁奖词、颁发奖杯这样的环节设计，从感动中国第一届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梁建增：感动中国在颁奖上，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说，颁奖的是两个天真的儿童，这是我们有意为之的。这些感动的人物，他就是一个平民或者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所以我们不要请高者、长者给他们颁奖，儿童是天真的，也是纯洁的，同时作为一个感动来说，我们希望得以传承，那么就是一代一代的，那么作为永恒的不变的传承下去。
郑培民、张荣锁、王选、刘姝威、张瑞敏、张前东、黄昆、姚明、赵新民、濮存昕以及三峡移民成为《感动中国》2002年度获奖人物，这份名单和以后历届《感动中国》的获奖名单，不仅将成为其它媒体关注的对象，也将成为人们研究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一份参考。但对于当时的节目组来说，他们并未预料到节目将会产生的影响力。
白岩松：我们相信这个品质会很好，然后我们也有点心里打拨浪鼓，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下，在钱很火爆、权很火爆、名很火爆的前提下，感动能火爆吗？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期待。
2003年2月14日，经过不同层级的审看，原本计划在《东方时空》栏目七点至八点的早间时段播出的《感动中国》，被改为在晚间黄金时段八点播出。
朱波：我跟你讲当时做完感动中国以后，我们全组在一起，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庆祝这个节目制作完成了，当天晚上接了两个电话，很有意思，一个是台办打过来了，中央领导看完以后，是带着全家一起看的，饱含热泪看完了，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评价；紧接着总编室给我们打电话，总编室说你们怎么那么大能量，组织了全国各地的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我们的电话都爆了，就是打不进去了，全部爆满了。为什么？大家觉得节目好，希望能再重播，它的反响在第一天就出现了，这确实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陈日铃，自称是《感动中国》的铁杆粉丝。春节前夕，他特意从广东来到《感动中国》的录制现场，自从十年前偶然成为这个节目的观众之后，他就自觉地开始了和这个节目十年不变的约定。
陈日铃(广东私营企业主)：很偶然的，在一个朋友的办公室聊天、喝茶的时候，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三个人在场一直把这个节目看下来，看完之后，明年这个节目如果播放的时候可要跟我说一声，我们一起再看，就这么一句话，每年我们都没有终止过。
在陈日铃的记忆里，这个在深山里行走了20年的邮差带给了他深深的认同感。
陈日铃：我觉得挺像的，挺相同的，我们都生活在路上，他的路是邮差，我也是生活在一条企业成长的路上，我们面对的都一样，都很孤独。
在长达360公里，往返需要14天的马班邮路上，这个从父亲手中接过马缰的邮差，相信邮包和自己的命一样宝贵，他曾经跳入到齐腰深的江水捞取失落的邮包，也曾经被受惊的骡子踢破肠子后坚持送信。但当记者和他同走邮路时，能拍到的只是日出日落、没有休止的孤独。
同期：只有你陪伴我。
陈日铃：也是一种责任，他累了，实际上可以不送到位，可以吗。也许没有人知道信件去哪里了，但是他非常负责任地，非常守信地把每一封信，哪怕是他生病了，还在坚持送下来。
同期：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获奖者：王顺友。他朴实得像一块石头，一个人、一匹马，一段世界邮政史上的传奇，路的尽头还有路，山的外面还是山，近邻尚得百里远，世上最亲邮递员。
陈日铃：当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都能做这么多不寻常的事情，那我们企业家面对这么一点困难更应该可以克服。
对于远在雪山脚下既要给孩子当老师，又要给孩子当父亲的胡忠来说，《感动中国》成了他给孩子们上思想课的好素材。
胡忠：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看了这些先进的人物之后，他受感动、感染，我认为这些思想品质的种子在每个人心里都有，那我觉得央视这个节目就像清水和阳光一样，它能够让很多很多人内心的那颗种子发芽。
让美丽的种子在孩子们心里发芽、长大，这需要教育者经年累月持续不断地浇灌。可是，对于胡忠的家庭来说，这样的坚守却意味着一家人的分离。
谢晓君(胡忠的妻子)：他支教甚至都忘了家庭，他都忘了家庭，一般都是我给他打电话，我都知道，他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一个男人，进去之后，甚至没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就所有的假期我全进去，就这个样子我发现，我发现每次假期进去都特别有意义。
原本，谢晓君和胡忠一样，是成都市重点中学石室联合中学的老师。2003年，为了和丈夫在一起，也为了那一份有意义的生活，谢晓君响应成都市教育局的号召，报名参加支教，带着3岁的女儿来到了西康。三年后，她又做出了调入康定的决定。
谢晓君：确实再不想离开了，再不想离开了，就觉得我就是这些孩子的母亲，我就要带着他们长大，我就要看着他们，从什么都不会变得知书达理，这种心愿就越来越足。
让孩子知书达理，这是教师最朴素的愿望。但在甘孜这样经济落后，教育贫瘠的民族地区要想改变现状，需要老师投入更多的情感和心力。
胡忠：我抛弃一切到这里来，我把我的老婆孩子带来，我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这个门进来一个强盗，他拿着刀要捅你们的时候，第一个为你们挡刀的绝对是我，当你们不听话的时候，我跪下来求过你们，求你们听我的话，我们虽然是无依无靠的孩子，但是我们是脚踩在地上的人”。
同期：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家，都把胡忠老师看作是自己的父亲。
同期：他头发也白了，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同期：他承诺过，他一直呆下去。
胡忠：这些孩子才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我说的话，我跟他们承诺的，我哪怕死了，我必须要兑现。
胡忠的妻子谢晓君，在一所公办的木雅祖庆学校教书，她的学校距离胡忠的西康福利学校相距17公里，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的谢晓君，弹得一手好钢琴，音乐老师固然重要，可要让学生在基础科目上提高，还要重视基础教育，生物老师、数学老师、图书管理员和生活老师，在刚到高原的三年时间里，谢晓君尝试了四种角色，顶替离开了的支教老师，虽然在同一片草原生活，但是胡忠一家却是三个人，分成了三个地方住，一家三口很少有团聚的机会。
常年沉重的教学任务和高原反应，让胡忠和谢晓君夫妇俩身体每况愈下，即使是在夏天胡忠都要成天穿着棉袄，而谢晓君更是落下了背痛的病根。
胡忠：这就是我老婆，谢晓君。不要哭，不要哭，你当老师的，这点小病。
谢晓君：特别痛。
胡忠：不要怕，没事，给你捏一下。
谢晓君：还是痛。
胡忠：来，坐起来，不要哭，不要哭。在内地，理疗、针灸这些都做了，但是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她自己不顾自己的身体，她还是觉得这里娃娃耽误不起。
谢晓君：本来开学的时候，医生不让我回来的，后来我哭着跟医生求的，我不回来，孩子没人教，我就这样蹭的话，我都可以保到一个学期，至少他们课没耽误。
在大营盘小学，也有着同样的坚持和同样的泪水。
同期：刚放学回来？
同期：是。
同期：这么小小的。
2005年，敬一丹来到了大营盘小学做《新闻调查》，在那里遇见并采访了张平宜。经过四年努力，新的大营盘小学已经建成，而且将要有第一批小学毕业生了。
学生：还有两个多月、三个月，差不多。
敬一丹：然后你准备上中学吗？
学生：如果能的话，我希望能上中学。
敬一丹：你说如果能的话是什么意思？
学生：我怕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珍惜的。
敬一丹：你怕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会？
学生：只怕他们不让我们，我们到那里去，怕他们不想在那里学了。
敬一丹：我没明白，你是怕你走进去的时候别人走开？
学生：对。
张平宜：其实坦白说，我毕业典礼时我会很感慨，因为我也觉得我舍不得他们毕业，我好害怕，害怕他们出去之后，他们接受另外一个考验的时候，他是不是足够的坚强来面对社会给他们的考验。
其实，那个时候张平宜已经有了新的想法，就是在大营盘建立一所中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大营盘小学的故事就已经进入到了《感动中国》的视野。
白岩松：《感动中国》的准备是一年又一年的，比如说信义兄弟，我做节目之前，我当时做《新闻1+1》信义兄弟，马上给朱波打电话，我说盯着这哥俩，这绝对是《感动中国》的素材。你想想，你一年都不会放弃对《感动中国》的这样一种寻找和关注。
这样的寻找和关注，当然不是局限在媒体内部。从创办以来，感动中国的基本评选程序是先由全国各地新闻媒体、单位和个人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组委会推荐参选人物，然后经由社会各界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评审后公布候选人名单，并在新闻媒体上发布相关候选人的感人事迹，这样的方式让《感动中国》从一个节目演变为一年一度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媒体事件。
陈小川：我们好像在传递一种价值取向，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很多人都投了就是弟弟替哥哥还债的那个。
这是一个让人在悲伤之余感受到力量的故事。2010年2月9日，农历腊月二十六，孙水林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除了身在武汉上学的二女儿孙云，孙水林夫妇和三个孩子在车祸中全部遇难。
孙东林：把太平间的门一打开，我就一看，看五个，五个都是我的一家亲人，当时我到了太平间的外面，当时外面这么深的雪，我就倒在地下，我几分钟都没缓过气来。
孙东林知道哥哥连夜赶路的原因是为了在年三十之前赶回武汉为农民工发工资，这是兄弟俩从事建筑业20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带着从报废车厢里找到的26万元钱，孙东林在腊月28那天回到武汉。
孙东林：不能让人家工人骂咱们哥们儿不地道，人家辛辛苦苦一年，让人家年都过不去，我家过不去，也就我一家了。再一个，不能让我哥哥还来生债，因为我哥哥那天腊月二十六赶回来就是为了发工资。
一定要替哥哥发工钱，可是哥哥孙水林的账单已经在车祸中遗失，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弟弟孙东林不知道每人究竟该发多少钱，甚至不知道该给谁发钱。
孙东林：你们凭良心报，你们报多少我给多少，你们也不能昧着良心，我也不黑良心，咱们就来个良心账。
腊月二十九的当天下午，26万元现金全部发放完了，可是还有一些农民工没有领到工资，总共还有七万多元的缺口，于是孙东林拿出自己六万多元的积蓄，还沉浸在丧子之痛的老母亲，也拿出了一万元养老钱，总共发放了三十三万六千元，到腊月二十九晚上八点，农民工的工资全部兑现，这个总数，跟哥哥孙水林生前所说的数目相差不多。
孙东林：我就把孙云抱着，就是我哥哥的二闺女，我说孙云，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爸爸了，现在咱们家不差钱了，我说我们俩现在到二楼楼顶，可以对外大声宣布：“你爸爸走了，二十年来，我们不欠谁一分钱，到现在，不欠。”
陈小川：我们都选了他，我们都不商量，那么像这些东西，它又是和十年来公众痛感到社会道德建设，比如说信用这两个字来得太珍贵了，然后这个义薄云天的弟弟就让大家，自然而然地成为关注的焦点。你想想，我打个的，我周末打个的，我给他一百块钱，那司机拿着一百块钱，先冲着太阳看看，我心里很难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故意跟他逗，他找我一个五十，我拿五十也对着太阳看看，这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你就不觉得我没有这个责任去改变一分吗？我给这个社会减一分焦虑呢？人和人减一分疑惑呢？增加一分信用呢？这都是好事。
在这些对《感动中国》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文章中，获奖人物的职业身份、社会阶层，他们的事迹背后的某种价值观都被进行了分类和统计，甚至连颁奖词中的某些关键词的使用频次也被数量化地进行了分析。在一年又一年对感动的执着寻找和不遗余力加以彰显的过程中，社会从中寻找的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也因此《感动中国》被誉为是“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也有人说，感动中国重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陆小华：我觉得也很难说重塑，我从来不认为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已经缺失，不是，它很多时候可能是被俗物、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所挤压，但人们心目中向善的力量，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的精神取向一直存在，如果我们只是认为它是重塑，那就泯灭了千千万万，包括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人所做的那些能够打动人们的事的价值，我宁愿相信，所有人心目中都是向善的。
十年来这个舞台始终坚持着对感动的执着与敬意。
敬一丹：《感动中国》和您一起走过了十年，十年，我们每年都在这里约会，和好人的约会，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十年我们一直在芸芸众生中寻找，寻找那种支撑我们内心的精神力量。
白岩松：感动从千百年的中国传统当中一路走来，十年不过是其中短暂的一瞬间，感动还将沿着未来中国的道路一路走去，十年不过是又一个起点。
十年来这个舞台始终坚持着对感动的执着与敬意，而那些看似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来到这里，只是因为他们坚持付出了所有人心中都有的爱和善。
12年来，胡忠67岁的母亲和85岁的外婆在成都相依为命地生活，日常的柴米油盐都是靠老人自己背上楼。
胡忠：我母亲每次来，我第一个动作就是要跪下去，跪倒在我母亲面前，我说“妈，对不起”，我说“我没有办法两边都照顾好，一百多个孤儿要靠我”，我说“如果有下辈子，我好好地孝敬你”。
胡忠和谢晓君夫妇他们用自己人生中最为美好的12年时光，在塔公草原陪伴着这群孤儿们长大成人，他们改变着孩子们的命运，孩子们也成就了他们的赤诚。
白岩松：有请胡忠、谢晓君。《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胡忠谢晓君的颁奖词：他们带上年幼的孩子是为了更多的孩子，他们放下苍老的父母，是为了成为最好的父母，不是绝情，是极致的深情，不是冲动，是不悔的抉择，他们是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胡忠和谢晓君。
胡忠：我在讲台上站着说我所有事情的时候，更想表白的是一种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向内在的心灵找到幸福的原点，我仅仅是在高原支教12年，支教过程中我放下了一些东西。私欲少了，心量打开了，阳光就照进来了，内心会很充实，很满足，这是一个真实的体验。
谢晓君：我觉得我有了这种感情，我把孩子当成一家人，我乐意去做，我做得开心，我做得高兴，而且在帮助孩子之后，就像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自己得到了快乐和幸福，我觉得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
用自己的生命建设他人的未来，这个舞台用这样的幸福带给人温暖。
张平宜：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第一届孩子有一个叫急盘木牛的，我记得我每次和他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张阿姨，我们小时候在河边放牛，人家都骂我们是癞子，然后没有人要跟我们玩”，即使是隔着那条河，好像觉得他们都是在另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他们只能隔着河，去看看别人放的烟火，我就记下来了，我就自己告诉自己，毕业的时候，我一定要放个烟火，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烟火的快乐，我要他们可以仰望，在天空就可以仰望那种美丽的烟火，我觉得那种美丽的烟火要属于他们。
白岩松：推选委员彭长诚说，为了一个底层群体的生活和尊严，为了打破这个群体的宿命，她勇敢地去挑战、去行动，她对人性的关怀和尊重，已经到了捍卫的程度。
张平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感动过谁，真的没有想过，那我是觉得第一个要有信念；第二，要有爱，因为我只是因为有爱，我愿意去付出，我也觉得最后一个当然是坚持，我觉得每个人都做得到，我张平宜做得到，每个人都做得到，所以不必在乎先感动谁，我们先感动自己。
十年中《感动中国》的人物推选标准没有做过改变，但是从这个标准出发所寻找的感动，既要还原为真实细微的人性，同时还要尽力抓住时代巨变中人心的需求，对于一个电视节目来说，这无疑是对判断力的一种考验。
陆小华：感动中国的人和事千千万，什么样的人值得传媒把他选择出来放大，我倒是觉得我内心的标准，在向两端扩展，一端是越来越，更平实，更愿意去看到非常普通的人；另一个是更向上，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社会期待创新、期待变革，那还是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选择。
一个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最大的公益品牌的年度节目，在与观众的十年相约中，坚守着一群电视新闻人的职业担当，同时也努力用新闻人的敏感守望未来。
白岩松：我期待将来在《感动中国》里，更多的是以公民的姿态，这样的人现在就已经都有，这样的故事现在已经都有，但是一步步也会走进《感动中国》的舞台，因为中国应该在进步吧，如果不在进步，我们在干什么呢？
在寻找感动的坚持中，每一次结束都是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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