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砺：中国在WTO诉讼中成长_新闻台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这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法治环境有了显著的变化。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本版特推出关注WTO系列访谈及案例分析,以庆祝这特殊的历史时刻

　　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方面,中国经历了3个阶段:观察阶段、学习阶段、逐步运用阶段。从2007年9月中国第一次在WTO独立提出申诉至今,除了今年提出的案件,其他案件都经过了专家组/上诉机构程序,中国在大多数案件中胜诉。回顾10年来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中国已经是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参与者

　　入世十年来,中国在争端解决方面经历了从学习熟悉规则到逐步学会运用规则的过程。记得2001年9月,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签署后几天,我在WTO总部见到了当时WTO秘书处法律部部长Pieter　Jan　Kuijper先生。在交谈中我说,估计中国入世后就会遭受其他成员在国民待遇、知识产权和数量限制的问题上的起诉。Kuijper先生则表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他风趣地说:“GATT或WTO没有用大量诉讼来欢迎新成员的传统,总该有个蜜月期吧。”现在看来,还是Kuijper先生的说法有道理,中国在WTO第一次被诉是在入世两年多之后。

　　在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国际贸易纠纷方面,我认为中国经历了3个阶段:观察阶段、学习阶段、逐步运用阶段。

　　从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到2003年7月是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观察期。这一阶段,虽然我们在入世仅3个多月就提出了对美国钢铁保障措施的申诉,但那次申诉我们是在欧共体、日本和韩国提出申诉后,就美国的同一措施提出申诉。此后不久,又有4个成员提出同样的申诉。商务部在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考察、确定外国律师事务所作为案件代理,召开研讨会听取各方面意见等。但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体验的毕竟是“集体作战”,申诉方为统一立场和观点多次开会协调,分工合作；参加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各方代表有100多人。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还选择了在此期间成立的16个专家组中的4个作为第三方介入。虽然每个案件中的第三方不一定要提交观点,但中国作为第三方介入时,并不是“板凳队员”,而在审理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由于中国当时还不是很熟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即使作为第三方介入也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在这一阶段仅仅是选择性地参加了一些案件。

　　从2003年7月至2007年1月,是中国全面学习争端解决机制的阶段。这3年半中,争端解决机制成立了36个专家组,中国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了所有的专家组。除了被美国、欧共体和加拿大提出了4次申诉外,中国在此期间没有主动提出过1起案件。中国参加的案件既有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最多的涉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案件,也有涉及国民待遇、透明度、关税、知识产权保护、进口限制和服务贸易的案件。案件的种类繁多,涉及WTO的不同协定和不同的法律问题,不仅涉及WTO成员实体义务,还涉及成员国内的各项程序或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细节。WTO争端解决机制审理案件是不公开的,除了争端双方,只有第三方才可以参加案件审理。作为第三方介入案件,没有像当事方那样志在必胜的心态,却可以详细了解各方的立场,学习其他成员的诉讼策略,同时了解不同专家的审理模式。所以,通过第三方的形式介入案件,是了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好方式。经过3年多的学习,我们已经深入了解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方方面面,为中国独立运用这一机制作好了准备。

　　2007年1月以后,我们仍然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专家组审理,但不再是不加选择地参加,而是挑选与中国有关的案件介入。同时,中国已经准备好了,等待有合适的案件出现。2007年9月,中国第一次在WTO独立提出申诉,指控美国对我国出口铜版纸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初裁决定违反了《反倾销协定》和《反补贴协定》的相关规定。这一案件随着美国国内调查机关终止调查而结束。此后,我们相继对美国和欧盟提出了涉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申诉。除了今年提出的案件,其他案件都经过了专家组/上诉机构程序,我们在大多数案件中胜诉。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较长的“蜜月期”后,我们进入了被诉的高峰。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频频对我国提出申诉,而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等发展中国家也随声附和。这些纠纷涉及我国出口政策、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和反倾销反补贴实践,我国的法律法规面临是否符合WTO义务,是否符合中国入世承诺的检验。

　　回顾10年来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可以看到我们是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参与者。10年来,WTO一共受理了185起贸易纠纷,虽然美国和欧盟占了申诉方的三分之一和被诉方的一半,仍然是争端解决机制最大的利用者,但中国后来居上,已经占了被诉方的12%,成了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被诉方。2009年,WTO受理的14起贸易纠纷有一半涉及中国,2010年和2011年的案件则有30%和35%涉及中国。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更多的是被动参与,也就是作为被诉方参加了争端解决；10年来中国仅作了8次申诉方,却作了23次被诉方。这一方面与我们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发达国家不公平待遇的结果。

　　我们应该更主动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争取公平的外部环境。只要我们依据WTO协定提出申诉,被诉方就不得不改变对我们的不公平做法。2009年,美国的《农业拨款法案》第727节规定,拨给农业部的资金不能用于建立和实施所有与进口中国禽肉有关的规则。这样的规定显然是歧视性的,在我们把美国告到WTO后半年,美国国会修改了该法案,成为2010年《农业拨款法案》第743节。该节的第一段保留了原来的措辞,但第二段规定:除非农业部长向国会提供书面承诺,在若干方面加强对进口中国禽肉的检疫。第三段则规定:实施本法案不得违反美国的国际义务。这就是说只要农业部长写信保证,该拨付款项就可以使用,而美国农业部长很快就写了这封信。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在专家组报告通过之前就已经胜利了,因为美国实质性修改了国内法。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