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年的开复工面积比较大，都在1亿多平方米的开复工面积，有人测算过，说是整个欧洲建筑面积总和的3倍。

    北京大学西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潘小川：PM2.5，它吸附的一些大气里面的那些毒性物质，各种各样的毒性物质，包括像致癌物，包括致一些生殖系统危害的物质，它进入到呼吸道以后，进入全身吸收了，对体内的影响是全身的效应。

    从2004年开始，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潘小川就开始监测空气中PM2.5的日均浓度，他发现每当数值增加时附近医院心血管等急诊患者数量就会有着明显的变化。

    潘小川：相应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急诊的人数以及因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大概是增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六到七这样一个比例，高血压的病人在医院的急诊会增加5%左右。

    而一份北京市今年11月公布的肺癌发病率报告中指出，2000年-2009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56.35%，而从2005年起，北京的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跃居众癌之首，而究其原因，大气污染居住环境的空气污染应该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

    杜少中：这个空气质量不是监测出来的，它是治理出来的，如果不治理、不减排，空气质量改善，没门。

    白岩松：有好多人近几个月来的确开始关注过去根本不会去想PM10、PM2.5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倡议我们提倡用PM2.5这种小颗粒监测去来评价空气质量呢？举一个例子，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糖豆，哪个更容易噎嗓子呢？其实显然是糖豆更容易噎着嗓子，乒乓球一般不容易。因此如果测空气中的PM10，就相当于测乒乓球，但是2.5细小的颗粒就相当于糖豆，乒乓球可以被嗓子堵住，进不了我们的肺，但是小颗粒2.5却可能进入我们的肺，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这两年如果要是从监测乒乓球PM10来说，我们的指标是下降的，那显得我们进步了。可是要从PM2.5的角度来说，它的指标却是上升的，也就是说给我们带来危害的指标其实是在悄然上升的。这正是很多人为什么建议应该尽早地在中国用PM2.5的监测标准取代PM10，这样一个重要的背后的思考。

    其实昨天早晨我坐火车去了一趟济南，下午又从济南回来，感受太深了，一路上火车真是好，动车跑的真够快，但是连绵不断的大雾，到下午的时候雾都没有消散。这已经不是哪一个城市变成雾都的概念了，是整个这么大的区域都被这样雾霾的天气所笼罩的概念。

    很多人总要去问，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谈很多技术的数据、技术的方法以及治理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态度。恐怕我们首先要诚实地面对自己，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如何不用面子去建立指标，而是用肺去建立指标，以人们的健康为标准这才重要。前两天中央把贫困县的标准由1200多块钱一下子上升到2300块钱，结果直接导致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600多万又重新变成了12000多万，面子上不好看了，但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那么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再死要面子活受罪了呢，先诚实地对待自己，诚信地对待自己。同时，不再那么考虑面子才是更有面子的事。

    接下来我们当然要去关注怎么办的问题。

    在今天大雾弥漫的背景下，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公开征求意见也到了截止日期，改变已经开始。然而制定了新标准就能解决现在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吗？也许雾都伦敦半个多世纪的去雾制度能给我们一些启示。1952年12月，潮湿有雾的空气停滞在伦敦城上空，工厂和住户烟囱排放出的大量烟尘废物不断在大气中集聚，调查数据显示，当时的尘埃浓度高达平日的10倍，二氧化硫则为平日的6倍，浓厚烟雾弥漫全城长达5天，几天内死亡的人数比平时增加了4000人。此次事件后来被成为英国伦敦烟雾事件。

    痛定思痛，英国政府1956年首次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对城市传统炉灶进行大规模改造。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区设立无烟区，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196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空气污染防控法案，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

    早期的清洁空气法就规定，在伦敦城区的电场都必须关闭，只能在郊区重建。到了上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又推出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等法规，规定污染工业必须采取手段，避免有害气体排入大气，否则将面临严厉处罚。

    1995年，英国又制定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全国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评价与回顾。

    针对汽车尾气，1993年1月，英国政府规定所有在英国出售的新车必须加装催化剂。同时，公共交通发展提速，居民被鼓励购买小排量汽车，使用低污染汽车，并推广高效清洁发动机技术。伦敦市政府还对进入城市中心区的车辆收取交通拥堵费。

    大致国家级规划，小致区级规划，申请规划许可必须有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既使是伦敦2012奥运会的场馆和奥运村的建设也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评估。此外，从申请规划许可一直到形成报告，一切都需要公开，公众有质疑权乃至否决权。

    看看伦敦的成绩，到1975年，伦敦有雾的日子从19世纪末期90天/年左右减少15天/年，1980年只有5天/年，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白岩松：我今年去过一趟伦敦，显然跟雾都已经毫无关系了，可能雾都更属于我们中间的某些城市了。现在的老百姓的确对空气的质量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度只会越来越向上升。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如何大家一起去努力让我们的环境更好的改善，已经变成与我们的幸福和尊严有关的事情的一部分了。比如说就像今天的《北京晚报》在刊登与雾、与天气有关的消息的时候，在另一个版面我又看到一个评比，昨天揭晓的青年女科学家的颁奖，其中一位研究空气细小颗粒物的科学家当选，报纸上还在说呢，这也反映了公众对空气质量这样的一种关注。

    那么究竟要不要提前中国用更加严厉的PM2.5的指标，也是与我们健康有关的指标来进行空气的检测呢？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郝吉明：往前推动PM2.5的减少，这是有条件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很需要公众的关注、公众的参与，要真正的公布PM2.5的监测结果，大多数城市硬件上还不满足，但是很多城市要做这件事也并不难，也并不是需要很长时间，也可以比较快的做起来。

    白岩松：没错，真想做的话还是挺快的，但关键要改变一个态度，究竟为什么而做，如果是为了面子，那可能选一个地方还不能得到真实的数据。今天很多人可能在媒体当中也会看到一个消息，北京和天津准备联手来监测PM2.5数值，最后选择的地方是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武清的地区。好事，但是稍微有人会有这样的担心，那可能是这两个城市当中PM2.5指标最棒的一个地方，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反映生活在这两个城市里人们的健康和身体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