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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神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教条主义；勇于改革旧观念、旧方法、旧体制

　　◎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结合，堵塞了社会上升空间，现在读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都要找关系、讲背景，社会幸福感减弱，导致民粹主义和仇官仇富心态

　　◎公权力要摆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到底是人民大，还是官员大？

　　◎政府不要把社会组织当作对立面，他们其实是政府的好助手，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

　　专家档案

　　周瑞金　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以“皇甫平”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最早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传播到全国，引起广泛反响。2006年1月，再以“皇甫平”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回击反对改革的声浪。

　　1991年初，在国内一片“姓社姓资”的诘难中，他主持写作了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高倡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声，掀开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序幕。

　　2006年，当“改革失败论”甚嚣尘上时，“皇甫平”携《改革不可动摇》雄文重出江湖。随后中央高层出面，以类似文章标题的结论，一言定调。

　　两次在关键时刻力挺改革，周瑞金因此被称为“改革辩护士”。这位72岁的老人虽已退休，依然心怀家国，于上海滩静观时局，时有妙文纵论改革、针砭时弊，一扫读者胸中块垒。

　　常怀忧党之心，警惕社会幸福感减弱

　　南方日报：您曾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发表《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引用小平晚年警示，呼吁当政者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倾斜。现在站在建党90周年的时点上，您有什么感言？

　　周瑞金：我想了三句话：常感知遇之恩，常怀忧党之心，常思兴党之责。

　　如今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社会的三大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但在社会转型期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概括起来有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城乡、区域差距拉大；二是社会建设滞后，读书难、看病难、就业难、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突出；三是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四是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不仅是经济领域，还表现在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媒体腐败，这些都与体制有关。

　　这场浩大的社会转型，让中国人从“政治人”变成“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结合，堵塞了社会上升空间，现在读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要升迁、提职，都要找关系、讲背景，社会幸福感减弱，导致民粹主义和仇官仇富心态。所以我们必须深化改革，推动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再次转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基业长青，继续当好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主心骨。

　　推进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重点

　　南方日报：您曾两次力挺改革，轰动海内。但如今“改革”一词似乎成为一个内涵外延都相当模糊的政治词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您如何理解“改革”？

　　周瑞金：现在改革确实遇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和争议，但中央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坚决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这四个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心，其他三个领域的体制改革都离不开它。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剩下一些难啃的骨头，比如经济领域法治建设、土地制度与央企垄断、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都涉及政治体制。而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触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进一步开放媒体舆论。所以说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南方日报：如果把“改革”的考察视野扩展到90年，您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神和改革遗产？

　　周瑞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改革精神一直贯穿我们党90年的历史。从1921年到1949年，这28年的民主革命夺取政权，我们走的路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这就是改革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78年的这28年，由于我们还是革命党思维，搞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基本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束缚了生产力，所以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改革探索，但真正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还是从1978年开始的。

　　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神：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教条主义；勇于改革旧观念、旧方法、旧体制。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时指出的，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鼓励培育社会组织，实现互动善治

　　南方日报：您曾说，未来十年应突出社会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的改革，您还有哪些建议？

　　周瑞金：我认为，中国的四位一体改革既要整体推进，又要分步骤实施。经过20多年以经济体制为重心的改革阶段，现在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为什么现在中央要强调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呢？原因就在我刚才说的社会转型期积累的四大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据统计，我国群体性事件逐渐上升，集中在农业土地征用、城镇拆迁。我把这些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维权型，比如农民争地权、护林权、要环保；第二种是泄愤型，主要是群众借偶发事件宣泄不满，攻击公权力，一般没有严密的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三种是骚乱型，大肆攻击无关人员。这些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争利不争权，不反对中央，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能用人民币解决。但要从根本上维护稳定，必须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化解矛盾。

　　南方日报：社会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应该从何入手？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先要解决三大任务：首先要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包括建立现代化公民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提供以预防为主的基本医疗服务、建立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保障制度、构建良好的生活环境等六个方面。

　　其次，构建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推进城镇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壮大中产阶层。城镇人口要占总人口的50%—60%以上，现在只有46%，而发达国家是80%以上。中等收入(年收入6万到18万元)人群起码要占总人口的40%，甚至60%，目前只有20%。我们要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

　　再次，培育三元架构的成熟的公民社会。过去国家统包统揽，几乎没有社会空间。经过30年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三个主体——— 公权力、创造财富的企业主体和社会组织。政府不再是全能的，后两者的作用更重要。政府不要把社会组织当作对立面，他们其实是政府的好助手，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现代社会必须让官民良性互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善治格局。目前我国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5万个，备案的有25万个，实际约有300万个。政府对社会组织要从管制转为鼓励培育。

　　广东仍走在全国前列，社会体制改革可先行

　　南方日报：您最近关注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社会关切的系列评论，认为其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趋向。当前中央倡导社会管理创新，但地方维稳压力扩大化、媒体舆论空间受压。您有何评价？对于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您有怎样的期许？

　　周瑞金：公权力要摆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到底是人民大，还是官员大？”我们要守卫党的政治伦理底线，加强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民主。

　　目前互联网正在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平台，党委政府利用互联网听取民意、改进工作，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任何先进的平台，在提供好处的同时必然也存在消极因素。互联网上出现民粹主义思潮、黄色文化、谣言传播，并不奇怪。政府要有正确的管理态度，对负面因素不要过分夸大，不要动不动就关网封网，这不是聪明的做法。现在有了互联网，还要搞封锁消息、愚民主义，已经行不通了。遇到问题要重在疏导，发挥互联网的自我净化能力。

　　南方日报：您近年还关注广东吗？对广东的改革有何建议？

　　周瑞金：我一直关注广东，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还三次受邀到广东作报告。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依然走在全国前列。汪洋书记在广东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开始有人批评，但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广东实际。

　　我留意到，深圳重新成立改革办，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这条路应该坚持走下去。现在中央强调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广东在这方面可以先走一步，为全国创造经验。比如，广东可探索建立劳资双方的利益均衡制度，建立公民收入登记制度，遏制灰色收入等等。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