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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改革与时俱进贯穿党的90年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1日 14:3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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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神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教条主义;勇于改革旧观念、旧方法、旧体制

  ◎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结合,堵塞了社会上升空间,现在读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都要找关系、讲背景,社会幸福感减弱,导致民粹主义和仇官仇富心态

  ◎公权力要摆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到底是人民大,还是官员大?

  ◎政府不要把社会组织当作对立面,他们其实是政府的好助手,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

  专家档案

  周瑞金 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以“皇甫平”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最早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传播到全国,引起广泛反响。2006年1月,再以“皇甫平”笔名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回击反对改革的声浪。

  1991年初,在国内一片“姓社姓资”的诘难中,他主持写作了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高倡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声,掀开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序幕。

  2006年,当“改革失败论”甚嚣尘上时,“皇甫平”携《改革不可动摇》雄文重出江湖。随后中央高层出面,以类似文章标题的结论,一言定调。

  两次在关键时刻力挺改革,周瑞金因此被称为“改革辩护士”。这位72岁的老人虽已退休,依然心怀家国,于上海滩静观时局,时有妙文纵论改革、针砭时弊,一扫读者胸中块垒。

  常怀忧党之心,警惕社会幸福感减弱

  南方日报:您曾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发表《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引用小平晚年警示,呼吁当政者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倾斜。现在站在建党90周年的时点上,您有什么感言?

  周瑞金:我想了三句话:常感知遇之恩,常怀忧党之心,常思兴党之责。

  如今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社会的三大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但在社会转型期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概括起来有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城乡、区域差距拉大;二是社会建设滞后,读书难、看病难、就业难、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突出;三是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四是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不仅是经济领域,还表现在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媒体腐败,这些都与体制有关。

  这场浩大的社会转型,让中国人从“政治人”变成“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结合,堵塞了社会上升空间,现在读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要升迁、提职,都要找关系、讲背景,社会幸福感减弱,导致民粹主义和仇官仇富心态。所以我们必须深化改革,推动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再次转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基业长青,继续当好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主心骨。

  推进全面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重点

  南方日报:您曾两次力挺改革,轰动海内。但如今“改革”一词似乎成为一个内涵外延都相当模糊的政治词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您如何理解“改革”?

  周瑞金:现在改革确实遇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力和争议,但中央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坚决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这四个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心,其他三个领域的体制改革都离不开它。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剩下一些难啃的骨头,比如经济领域法治建设、土地制度与央企垄断、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都涉及政治体制。而社会体制改革,首先触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改革主要是要进一步开放媒体舆论。所以说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南方日报:如果把“改革”的考察视野扩展到90年,您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神和改革遗产?

  周瑞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改革精神一直贯穿我们党90年的历史。从1921年到1949年,这28年的民主革命夺取政权,我们走的路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这就是改革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78年的这28年,由于我们还是革命党思维,搞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基本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束缚了生产力,所以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改革探索,但真正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还是从1978年开始的。

  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神: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教条主义;勇于改革旧观念、旧方法、旧体制。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时指出的,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鼓励培育社会组织,实现互动善治

  南方日报:您曾说,未来十年应突出社会体制改革。对于中国的改革,您还有哪些建议?

  周瑞金:我认为,中国的四位一体改革既要整体推进,又要分步骤实施。经过20多年以经济体制为重心的改革阶段,现在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为什么现在中央要强调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呢?原因就在我刚才说的社会转型期积累的四大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据统计,我国群体性事件逐渐上升,集中在农业土地征用、城镇拆迁。我把这些群体性事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维权型,比如农民争地权、护林权、要环保;第二种是泄愤型,主要是群众借偶发事件宣泄不满,攻击公权力,一般没有严密的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三种是骚乱型,大肆攻击无关人员。这些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争利不争权,不反对中央,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能用人民币解决。但要从根本上维护稳定,必须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化解矛盾。

  南方日报:社会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应该从何入手?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先要解决三大任务:首先要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包括建立现代化公民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提供以预防为主的基本医疗服务、建立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保障制度、构建良好的生活环境等六个方面。

  其次,构建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推进城镇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壮大中产阶层。城镇人口要占总人口的50%—60%以上,现在只有46%,而发达国家是80%以上。中等收入(年收入6万到18万元)人群起码要占总人口的40%,甚至60%,目前只有20%。我们要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

  再次,培育三元架构的成熟的公民社会。过去国家统包统揽,几乎没有社会空间。经过30年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三个主体——— 公权力、创造财富的企业主体和社会组织。政府不再是全能的,后两者的作用更重要。政府不要把社会组织当作对立面,他们其实是政府的好助手,参与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现代社会必须让官民良性互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善治格局。目前我国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5万个,备案的有25万个,实际约有300万个。政府对社会组织要从管制转为鼓励培育。

  广东仍走在全国前列,社会体制改革可先行

  南方日报:您最近关注人民日报关注社会心态、社会关切的系列评论,认为其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趋向。当前中央倡导社会管理创新,但地方维稳压力扩大化、媒体舆论空间受压。您有何评价?对于网络时代的舆论监督,您有怎样的期许?

  周瑞金:公权力要摆正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到底是人民大,还是官员大?”我们要守卫党的政治伦理底线,加强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民主。

  目前互联网正在成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平台,党委政府利用互联网听取民意、改进工作,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任何先进的平台,在提供好处的同时必然也存在消极因素。互联网上出现民粹主义思潮、黄色文化、谣言传播,并不奇怪。政府要有正确的管理态度,对负面因素不要过分夸大,不要动不动就关网封网,这不是聪明的做法。现在有了互联网,还要搞封锁消息、愚民主义,已经行不通了。遇到问题要重在疏导,发挥互联网的自我净化能力。

  南方日报:您近年还关注广东吗?对广东的改革有何建议?

  周瑞金:我一直关注广东,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还三次受邀到广东作报告。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依然走在全国前列。汪洋书记在广东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一开始有人批评,但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广东实际。

  我留意到,深圳重新成立改革办,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这条路应该坚持走下去。现在中央强调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广东在这方面可以先走一步,为全国创造经验。比如,广东可探索建立劳资双方的利益均衡制度,建立公民收入登记制度,遏制灰色收入等等。 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