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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就是把这个农业经营体制改变了，实行了家庭承包经营之后，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必然冲击到在“大跃进”运动中兴起的人民公社体制。
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悄然摘下，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1983年1月1日，中央颁发的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要求对实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政社分开，撤社建乡。人民公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其他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在农村改革悄然兴起的同时，城市改革也开始起步。
1978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改革企业管理，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要求。这年10月，重庆钢铁公司、四川省宁江机床厂等6家国有企业在全国率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第二年，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试点。
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对外开放，这时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合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由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设想。
当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广东蛇口响起隆隆炮声，人们移山填海，兴建码头。
在当年林则徐、关天培率领中国军队向英国侵略者打响第一炮的蛇口左炮台下，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占地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的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诞生。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发挥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给国人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新的感受。一时间，两天半就能建好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蛇口工业区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更是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凸现出来。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回城市；同时，城市还有300多万的待业人口。两项数字相加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
如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广开就业门路的措施。
不久，人们发现，街头巷尾陆续出现了不少个体的小吃摊、补鞋摊和自行车修理铺。
1979年，北京前门大栅栏街道办的干部尹盛喜，带着几个知识青年，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卖起了大碗茶。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很快，雇工人数达到了12人。有人对此表示担心。
这件事惊动了邓小平。他表示：“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话保护了年广久，也推动了中国个体经济的发展。1981年全国从事个体经营的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人。个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法制工作委员会。
很快，一批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选举法》在内的7部法律相继拟定，并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迈出了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
从1980年11月开始的为时两个多月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审判，是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体现，也使广大人民受到了一次特别的法制教育。
在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也有了新的重要举措。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集体领导，强调党员权利，发扬党内民主。
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改革现行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这一讲话，成为此后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各级领导干部。1981年，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一大批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担负重任。到1982年6月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66%。
1982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这一年，有3万多名老干部办理了离职休养手续。
告别过去、开辟未来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既要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问题。
1979年3月，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潮，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拨乱反正，必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从1979年11月起，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邓小平先后11次召集起草小组负责人谈话，对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提出重要指示。他最强调的是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同期声】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1981年6月，历时近20个月，经过反复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文件，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并确定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大会还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作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规定。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大会引人注目的一个内容是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大会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
在大会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新当选的达到211名。其中包括当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55岁的江泽民，和当时担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39岁的胡锦涛。
【邓小平十二大同期声】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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