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收入分配改革将提速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已经退无可退。”

　　“收入分配”连续多年成为民众关注度极高的热词。2012年，这一老大难问题面临多方面的压力－－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带来的民众不满，内需萎靡不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倒逼等等。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已经退无可退。而从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的信号看，2012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提速。

　　现实：收入分配不公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不公”。这种不公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居民、政府和企业三者的分利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处于下降态势。

　　据学者测算，1993年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63.2％，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降至50％左右，到2010年则降至43％。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其中美国为65％，日本为60％，英国则高达71％。

　　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始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率的下降。据统计，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的同时，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

　　与居民、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分配不公相比，居民内部的分配不公更加严重，也是引起民众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十年间，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反映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但是据学者研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为平衡收入分配中居民、政府、企业三者的关系，“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但从去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来看，收入分配调整的效果尚不如人意。去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4％和11.4％，未能全面跑赢GDP。更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幅。

　　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列为2012年重点要推进的改革领域之一。温家宝特别强调，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由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酝酿至今已有六七年的时间，期间几易其稿，却是千呼万唤出不来。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副司长纪宁曾在多次论坛上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非常复杂，推进需特别慎重。

　　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来看，这一方案的制定将可能提速。

　　求解：“提低、扩中、调高”

　　其实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方向早已确定，这就是发改委提出的“提低、扩中、调高”。

　　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单从纯收入来讲，这几年农村收入增速较快，使得城乡之间的现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是，由于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城市房价的凶猛攀升，城乡之间的财产差距在过去几年中迅速扩大。

　　在此背景下，“提低”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过去两年，全国各省频频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得数量众多的低收入者从中受惠。同时，政府加大了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工作力度，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根据计划，今年年底前将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尽管基础养老金的额度很低，但至少已经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良好开端。

　　数量众多的农村人口大多属于低收入者阶层。要提高他们的收入，缩小不断扩大的城乡财产差距，单纯地逐年增加农民的一部分收入远远不够，关键是要从农民唯一潜在的主要财产－－土地入手。

　　华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要以土地制度的变革来为大部分农民的市民化提供可靠的转化阶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缩小城乡财富差距，帮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化的进程。

　　“扩中”相对来说难度大一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分析，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是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中包括职业结构的变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培育和完善。但目前我们的很多政策恰恰是削弱而不是完善中产阶层的。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建议，壮大中产阶层应该先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等做法，同时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对其进行“减负”。

　　“提低”与“扩中”意味着在收入蛋糕的分配中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比重。对部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小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提升将加剧它们的经营困难。考虑政府财政收入连年攀升、已经超过十万亿元，部分经济学者建议，可以考虑实施规模在千亿元的减税计划，化税为薪，既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又可以避免部分企业因工资水平增加陷入困境。

　　难点：“调高”的力度

　　“调高”是整个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最为艰巨的核心难题。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财富。这一部分人群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掌握着巨额的财富，甚至还掌握着权势，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要动他们的奶酪，难度可想而知。

　　但并非不可为。温家宝提到了2012年在“调高”上的几个要点：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垄断行业被认为是造成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据统计，垄断行业员工占全国就业人群仅8％，但2008年其工资总额却占全国的50％，更不用说名目繁多的各种补助与福利了。

　　石油、天然气等垄断行业的收入之所以远高于非垄断行业，主要在于本应归全民所有的资源性收益被少数人享有。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就是把垄断性、资源性收益的主要部分纳入到公共收入的渠道来，并且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王小鲁表示，资源收益和垄断收益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除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性产业，还应包括金融等其他垄断性行业。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也是改变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由于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稽查力度不足，中国目前出现普通工薪阶层纳税比企业主还要高的怪现状。记者曾采访一个年营收额超过四千万元的民营企业主。开办企业近20年，这位企业主几乎没有交过税。而据他介绍，这在行业内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症结：灰色收入无法绕过

　　此外，扭曲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数额惊人的灰色收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近年来关于灰色收入的系列研究报告揭开了灰色收入的黑幕。

　　根据他的研究，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当中的灰色收入规模大约在5.4万亿元，而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1.4万亿元。以此数据推算，灰色收入竟然占到GDP的17.2％－－国民收入的差不多五分之一以各种隐秘的方式流入了个人腰包，极大地扭曲了中国收入分配整体格局。

　　而取缔非法收入也是“调高”中难度最大的部分。非法收入的主体正是由腐败和体制不健全导致的灰色收入。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规范灰色收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说法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后被删掉。

　　根据王小鲁的研究，这部分隐藏的灰色收入绝大部分流向高收入人群，其具体来源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败带来的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的不适当分配；其他垄断性收益的不适当分配等。

　　要规范甚至取缔这部分非法收入，的确考验政府的决心和勇气。许多学者认为，要从根子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必须改革现在的政府管理体制。否则，现有的政策调整可能是治标不治本，很难带来根本的改变。

　　做大蛋糕不易，分好蛋糕更难。而只有分好了蛋糕，才有可能继续做大蛋糕。内需的持续萎靡、经济发展的动力匮乏已经在提醒执政者，只有公平的分配，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