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意见稿提出，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不收、不送红包”协议书将纳入病案管理。（8月2日《新京报》）

　　订下一纸协议，约束医患双发共拒红包，当然是可观的一幕。业内人士的乐观展望，也勾勒出未来的美好图景。只是，但凡对现实有所熟稔，就难免生疑，盲目乐观会否太过轻佻？当具备强制力的反贿法律、职业条例，都无力杜绝红包收送，诉诸于契约形式与个人耻感的“签字允诺”，真能担起厚重期待吗？须知，“症结”有深浅之别，用一剂补药根治已入膏肓之症，未免是奢望。

　　“医生收红包”成顽疾，根本原因或许是医患关系的深层病变——“不送钱”，患者难以心安，觉得医生会穿小鞋；“不收钱”，医护人员也显异类。可以说，在表面的“服务者—被服务者”关系之外，另一种隐秘的规则已建立。这个“潜规则”默认，某些医生贪婪、功利，并间接向患者索要“额外付款”。

　　“协议书制度”，恐怕无力扭转上述的错乱。一方面，它只是一种柔性方式，倡导性大于实质；另一方面，即便有医生、患者“背弃诺言”，医院也难援引“协议”开出罚单。总不能有病人送红包，就列入黑名单不予救治吧？当然，收红包的医生，或为之付出代价——但这又与“协议书制度”有何关系呢？毕竟，“协议书”既没有增加有效监管的手段，更不曾完善惩戒的整体架构。

　　“双向签字、同拒红包”，这一画面感、庄严感极强的尝试，最大意义在于着力唤醒从业者的职业尊严。众所周知，当“收红包”成为公开的秘密，从众沉沦、融入浊流，俨然是每个医生的唯一选择。此刻，坚持操守的压力，远远大于随波逐流。而引入“协议书制度”，至少增加了一个供人反省的环节，“何为对、何为错”的价值判断，在一遍遍的重复“签字”中，有望得到矫正，直至最终步入正轨。

　　推广签署“协议书”，无疑是“以行为反塑认知”。至于能否成功，谁也无法预判。因为，总有些人，“做着做着自己就信了”；另一些人，“从不相信自己所做所说的一切”。那么，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倘若真想根除“红包”丑态，总该有些附加动作才是——唯有刚性约束的强化，辅之以柔软的人心力量，医患关系最终优化才真正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