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电讯:签协议拒红包的推力与乏力_新闻台

　　8月1日,《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意见稿提出,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不收、不送红包”协议书将纳入病案管理。有公立医院人士表示,双向签字拒绝红包,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起码要求,此举实施后,对备受公众诟病的“收红包”现象可得到有效遏制。(8月2日《新京报》)

　　订下一纸协议,医患双方共拒红包,当然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一幕。业内人士的乐观展望,也进一步勾勒出了一幅未来的美好图景。只是,但凡对现实有所了解的人们,难免还会心生疑虑:系统的、具备强制力的反贿法律、职业条例,尚且无力杜绝红包收送,仅仅依靠道德约束力、双方契约形式与个人羞耻感的“签字允诺”,真的能担起如此厚重的期待吗?须知,“症结”有深浅之别,奢望于用疗治“皮毛之伤”的方法,根治病入膏肓之症,总归是有些浪漫了……

　　医院之内,“红包”竟成屡禁不绝的顽疾。根本原因或许源于医患关系的深层病变:“不送钱”,患者难以心安,甚至不相信医生会全力救治；“不收钱”,医护人员极易成为异类,甚至令自己的患者惴惴不安。可以说,除表面上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之外,另一种隐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早已悄然建立、蔚然成风。这个“体系”的默认,触发了某些医生贪婪、功利、败德的心理,并据此要求患者“额外付款”,购买他们本应得到的“治疗”。

　　显然,“协议书制度”,无力扭转上述种种错乱。一方面,它是一种柔性的、无法律效力的书面仪式,象征性的倡导大于实质性的实施；另一方面,即便有医生和患者“背弃诺言”,医院也难以根据“协议”开出罚单。总不能病人送红包,就将其列入黑名单不予救治吧?当然,收红包的医生,事发后或会付出代价——但,这又与“协议书制度”有何关系呢?毕竟,“协议书”既不是增加有效监管的手段,更不曾完善追责、惩戒的整体架构。

　　“双向签字、同拒红包”,此一画面感、庄严感极强的尝试,最大的意义应在于努力唤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众所周知,当“收红包”成为公开的秘密,此刻,坚持操守的压力,远远大于“随波逐流”。由此观之,引入“协议书制度”,最乐观的期望是,增加了一个时时反省、自我宣示的环节,“何为对、何为错”的价值判断,在一遍遍的重复“签字”中得到矫正。

　　推广签署“协议书”,无疑是“以行为反塑认知”的一次尝试。至于能否成功,谁也无法预判。因为,总有些人,“做着做着自己就信了”；另一些人,“从不相信自己所做所说的一切”。那么,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倘若真想根除“红包”丑态,还是要靠“主药”调理——唯有继续深化医改,并强化刚性约束,辅之以柔软的人心力量,医患关系最终优化才真正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