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协议书实现不了“看病无红包”_新闻台

　　为了规范诊疗服务行为，防止收受“红包”、回扣、过度检查治疗、乱收费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发生，卫生部在日前发布的《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实行医患双方签署协议书制度——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8月2日《新京报》）

　　杜绝“红包”就强迫医患双方签署不受、不送协议书？这与依靠诚信承诺书来杜绝高考作弊，以廉政宣誓来根除官场腐败的逻辑何其相似。问题是，这种做法真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吗？

　　医生看病收红包，这是广为舆论所诟病的医疗领域“潜规则”，之所以久治难愈，甚至愈加严重，一者在于医生的付出与收入严重不相称。据《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指南》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程晓明教授的研究，全球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大致在社会平均工资的2至3倍之间，而我国医生收入却仅为平均工资的1.3到1.8倍。与此同时，其所承担的工作量却大大超出外国同行。这不仅易于诱发医生群体的职业挫败感，在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的时代，还容易导致医生出于物质利益的考量，背离职业道德而选择“为五斗米折腰”。

　　二者，患者对于现行医疗卫生体系公平性的质疑，也促使他们在遇到突发情况时，选择通过送“红包”等方式获得对于医疗资源的优先占用。调查显示，九成受访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很多人即使再不情愿，也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这种不信任心理如果得不到改变，甚至被推向极端，就容易出现此前发生在江西高安的，医生退回车祸患者家属红包，却被误以为得了肇事车主好处而遭到殴打的“杯具”。

　　由此可见，“红包”现象并不纯粹是一个个体层面的道德问题。事实上，今天许多职业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范，其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单纯依靠道德呼吁很难彻底地解决问题，遑论是用签协议书这样流于形式，甚至有些弱智的方式。

　　要想真正杜绝“红包”泛滥，一方面应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实现其付出与收入之间的平衡，使之无需为生计原因而抛弃悬壶济世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还要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量，并努力做到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以此消除患者的焦虑心和不信任感，从而营造出一种“医生不愿收、患者无需送”红包的良性就医氛围。而要实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增加财政对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换言之，“政府养医”才是打造廉洁公立医院的正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