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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下半年,全国全面启动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昨日,卫生部发布《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8月2日《新京报》)
在医生收取红包几乎要由潜规则变成显规则,医生拒绝收取红包甚至可能面临患者不信任的现实语境下,卫生部试图通过努力遏制这一趋势,其初衷显然是值得肯定的。必须承认,医疗领域“红包”现象的存在,除了有医生的个人因素,即是否经得住医德的考验,也有患者的原因,他们出于种种矛盾的心理,往往会主动给医生递送“红包”。
通过医患双向签字,医生不收、患者不送,在彼此互信的情况下,医患之间免于收送“红包”的尴尬。可问题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已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多数情况下,医生如果不收红包,病人家属反而担心医生在医疗过程中不尽心不尽责。
在这种情况下,医患双向签字就成了一纸空文,甚至反倒成了约束患者的利器。因为医生可以承诺不收“红包”,但不会承诺医疗过程百分百尽心,出于生命或健康的需要,患者还是不得不向医生送上“红包”,而一旦有了不送的签字,又岂会公然道出送“红包”的隐情?如此一来,医患收送“红包”就有转入地下成为惯例的可能。
就此而言,与其说医患双向签字拒绝红包是一种承诺,倒不如说是彼此的“免责声明”,不仅无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根除收送“红包”这颗毒瘤,相反还会助长这颗毒瘤的恶化。必须看到,医生收取“红包”现象已经蔚然成风,要想根治这一顽疾,绝非一纸空洞的医患承诺所能实现,根本上,必须健全相关制度,才能标本兼治。
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公共医疗的政策性投入和引入各种资本,令目前供需严重不平衡的医疗市场之矛盾得以缓解,也可以让患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另一方面,要理顺医疗体系中的各种关系,让那些从事高风险、高技术含量劳动的医务人员真正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取得与他们付出相称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完善制度设计,建立多方利益代表共同参与的监督机制。
禹海君(时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