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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德
闲话奥运
我是不会守着电视去看女子举重的，宁可睡觉、打游戏、发呆。
记得1990年亚运会，我还在青春期，中国女子举重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崛起，一位冠军女选手的样子让我非常受伤，一个女人看上去胡子拉碴的，这实在超越一个十几岁男孩子的常识和想象力。
后来看到关于邹春兰的报道，说的是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贫困到做搓澡工，我对此倒没什么同情，没谁说冠军就应当一辈子锦衣玉食。但邹春兰对着镜子拔胡子的镜头，再次让我震撼。报道说，她因为常年食用“大力补”，嗓音变粗，汗毛变长，甚至失去生育能力。
这让我从本能上无法接受这项运动。不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中国女子举重拿多少金牌都没用。不谈兴奋剂、公平参赛这种小问题，一项运动竟公然成为对参与者身体的摧残，这项运动便没有存在和开展的必要。
周俊在伦敦三次试举失败，创造了中国女举奥运最差表现。起初我没有在意，竞技场上，出什么意外不正常？后来才发现这竟然成了一个重大话题。
最初的报道说，这是中国女子举重最耻辱的失败，言下之意是周俊给女子举重项目丢了脸，给国家丢了脸。这是感谢祖国的翻转版，似乎“感谢祖国”是一种选择性恩宠，只有成功者才配说出口，失败者只好自罪其过，并对祖国深负其疚。其实无论谢恩还是谢罪，运动员眼里的祖国不过是教练员、体育官员这些形象。
后来调门变了，把周俊描绘成受害者，讨伐体育地方利益化、选拔制度，意思是为什么把一个不具备最好实力的选手带到了奥运会。也有人担心这会给周俊留下心理阴影，影响以后出成绩。如果仅仅把周俊当作一名运动员，这些问题都成立。
我留意到一句辩白的话，说有的运动如果不照顾地方利益，地方就会失去开展这个项目的积极性，导致国家队选才范围窄化。这是核心问题。就是说，一项运动能不能大范围开展，关键不在有多少人喜欢并投身其中，而在于国家和地方体育机器组织这项运动的愿意和能力。组织的标准呢，当然是有没有可能得金牌。
一项并不为人真心热爱的运动，竟然能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有完备的梯队建设，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投身其中的运动员？他们是人还是夺牌机器？有一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类似举重、中长跑这样的项目，运动员来自农村的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多，退役以后出路也少。周俊就来自湖北秭归的农民家庭。
周俊是一名17岁的运动员，她更是一位17岁的小女孩。放下包袱、还有机会之类的话，不过是我们善良的意愿，本质上还是要她在这条路上去寻找成功，似乎是她的命。但是，这个小女孩喜欢举重吗？她不玩这个可以吗？或许，这些问题对许多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奢侈且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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