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玲

　　浙江温州最近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车改后的车补标准,从正处级干部到普通科员按职务层级划分为7个补贴档次,每人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补贴300元。温州车改被贴上“三高”标签：涉改车辆比例最高，保留专车的干部级别最高，车改后的补贴最高。正处级干部每月3100元的车补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最高,相当于温州市区最低工资标准的3倍。(7月2日《新京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指出：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厅局级干部都不能配备专车，县处级干部凭什么享受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3倍的交通补贴？

　　公车已拍卖，正常工作不能耽误，政府给公务人员发放车补，本无可厚非。但是车补怎么发，是一个带有技术含量的问题。按照官阶级别发放“车补”，而且车补标准较高，难免让人有话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按级别发放车补也是变相提高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福利，制造官本位腐败。

　　在讨论按级别发车补的是非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车补不是按公务人员职务级别派生出来的福利待遇，而是对公务人员工作用车费用的补偿措施，或者说是报销制度。就此而言，官员既然已经按照职务、级别享受了工资福利待遇，就没有理由再按职务、级别享受车补待遇。按级别发放车补存在多重悖论。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公务人员公务用车行为与职务级别没有必然联系。正如有干部职工所言：“出门公干并不一定职务越高办事越多，有的普通工作人员办事更多，用车更多，车补却更少。”虽说温州车补要求用于交通支出，但是公务人员找别人要几张加油发票，根本不是什么难事。既然车补是按官阶级别核定的，为了减少交通支出，可能造成大家都不愿意出门办事的尴尬局面。这显然有违公车改革的初衷。

　　而且，车补与级别挂钩实际上是把官员的公车特权变换了一种形式。坊间对公车使用效率有这么一段经典的三分法概括：“公务车三分之一公用，三分之一家用，三分之一司机用”。现在，公车特权换成了车补。表面上看，领导家属与司机不能再享受公车特权堵住了三分之二的公车腐败漏洞。但是换个角度看，以前无形的公车特权被换成钞票装进了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腰包。这不是给官员变相提高官本位福利，示范马太效应吗？如此官本位车改方案，不仅普通百姓反对，享受低车补标准，公务繁忙的普通公务人员也不会支持。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非否定温州公车改革的初衷。比如，取消领导专车，拍卖公车，减轻纳税人负担的改革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公车改革如何进行也是一个具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在公车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改变关门决策思维惯性，广泛征求民意特别是当地群众的意见，考虑普通公务人员利益诉求，完善制度设计，避免政策变形走样，使公车特权腐败演变为车改福利腐败。

　　如果政府在打破公车特权以后，改变按级别发放车补的官本位福利思维，降低领导车补标准，或者说恢复用车报销制度，公务人员外出开会办事根据交通里程核算交通费。不仅有助于洗清官员权力自肥的嫌疑，公车消费支出也要少得多。(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

　　(来源:四川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