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6月30日晚宣布，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控制管理，年增量配额为12万辆，试行期为一年。7月1日零时起，广州将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及转移登记，后续各个月度平均分配增量配额，购车须申请取得配置指标。(据7月1日《京华时报》报道)

　　6月30日晚抛出限购令，7月1日即施行，如此突然，让人错愕。尽管其推行背景，是拥有1600万实际人口的广州面临机动车高速增长的严峻形势——至今年5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240.5万辆，年均增长率达19.0%；人均每月拥堵成本达到265.9元——机动车快速增长和过度使用给大气环境、交通运行带来一系列问题，限购无可厚非，但一项事关1600万市民的公共政策出台得如此突然，有欠妥当。

　　制定公共政策不能闭门造车，应满足公众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各项权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内容，公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限购令，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公民不乏参与热情，而现如今突然推出限牌令，让人措手不及，无疑是对公民的不尊重。

　　公共政策离不了公民参与。一方面，公民的广泛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决策，可以降低执行时的阻力，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究其原因，通过群体参与而得出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大多数人愿意接受，且群众基本上都对事件有了认识，了解到政策的关键所在，加上个人对政策的亲切感，相信政策更易施行。遗憾的是，限牌令似乎并未为公民提供参与的舞台，政策今天告知公众，明天就施行，哪里有公众参与的影子？

　　耐人寻味的是，2006年，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明确表示，“广州不会限制小汽车上牌，因为根本限制不住。你不给上，市民到附近城市去上，再把车开回来，广州道路资源一样被占用，还白白丢了税收。”数年过去，限牌令突然出台，令人费解。当然，此一时彼一时，以前不限牌不意味着现在不限牌，再说主政者也发生了变化，问题在于，施政思路可以调整，公共政策可以变化，但应该让公民充分参与。

　　改善大气环境，解决交通拥堵，限牌不是最佳选择，也不能成为唯一选项。限牌虽然见效快，但有懒政之嫌，不广泛征求民意、不充分论证，这是另一种懒政。只求效果、撇开民意的懒政可以休矣。(文/秦淮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