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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对幼儿园进行补贴，不如直接补贴每个适龄儿童，发放“幼儿园补贴券”。
“好的公办幼儿园进不去，民办的又太贵”，一位朋友这段时间很焦虑。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领导说了算，一个是老板说了算”。前者享受政府财政支持，但学校少门槛高；后者由私人经营盈亏自负，素质好一点的往往要交较高的赞助费。
在广州市的幼儿园中，仅有两成多属于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承担了大部分的学前教育，却在财政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
近期，广州拿出1亿元资助民办幼儿园，惠及558所。为了保证资金分配的公平性，程序很严格。各区市组成答辩团现场PK，摆事实讲困难，希望可以得到更多资金支持。
拿出巨资资助民办幼儿园是好事。但对于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的民办幼儿园来说，此举对那些没有获得补贴的民办幼儿园是否公平？拿到补贴的民办幼儿园能否合理使用这些资金，真正达到面向大众降低收费的普惠标准，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资金监管和效果评估。
与其对幼儿园（尤其是部分幼儿园）进行补贴，不如直接补贴每个适龄儿童，发放“幼儿园补贴券”。后者不仅可以减少行政成本，避免补贴发放中的人为因素。而且保证了每一位适龄儿童无论在哪所幼儿园就读，都能获得政府的补贴，真正做到普惠。
“幼儿园补贴券”的持有者――家长成为了自主消费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体，必然会为孩子选择教学质量优质的幼儿园就读。
那么出售知识和服务的幼儿园要想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改善硬件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发展教学理念，来抢夺客户即生源，以获得生源背后的经济利益。
就像生产劣质产品的企业最终要被市场淘汰，那些提供不了优质教学服务的幼儿园也会被淘汰，好的幼儿园留了下来，整体教育质量得到了提高。以这种理性的经济行为而非行政方式来促进教育的进步，是最节约行政成本，并且最大限度保证公平的方法。
早在1955年，弗里德曼就阐述了教育券理论，核心是强调学生和家长的自由选择权。
但弗里德曼的这个理论是“无排富性”的，在实践中，可以按照家长的收入情况，给予不同金额的“幼儿园补贴券”，以及限定必须在广州市内使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好这块石头总比闭门造车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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