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政府放权但要当好“裁判”_新闻台

　　放开登记，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手不管，而是说该政府管的就由政府管，该社会管的就由社会管。

　　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早在去年底，广东出台规定，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在经济领域高举改革大旗之际，广东社会领域改革同样不甘落后。放开社会组织的登记有何深层意义？社会组织的发展对社会领域的改革有何影响？

　　以前社会组织找挂靠单位非常麻烦：一方面，很多部门怕承担责任，不愿意为社会组织提供挂靠；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组织的了解，对这个新领域充满怀疑。现在放开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这无疑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但放开之后，政府还须在教育、培训、经费支持上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

　　首先社会组织还需要启蒙教育。政府不但要认识到社会组织是对政府职能的必要补充，还要为其培训专业的人才；其次，社会组织需要资源的投入。在国外，政府财政支持约占到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70%左右，政府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输血”。而在我国，政府服务外包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服务外包之外，企业的捐赠是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另一重要途径，在这方面，我国发展得比较迅速，去年企业捐赠额增幅达到了50%。但需要警惕类似郭美美事件对捐赠带来的伤害；最后是人力的投入。全世界约10%的就业机会来自于社会组织，中国有六七亿劳动力，社会组织发展了，可以解决几千万人的就业，又何乐而不为？因而，政府和社会都应转变观念，创造条件，鼓励人们去社会组织就业。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广东等少数地方放开登记。而且现在虽然说社会组织登记不用挂靠，但仍然要经过民政部门审批，等于说全部挂靠在民政部门下。这要求民政部门首先要思想解放，可以向工商部门学习借鉴经验，工商部门在市场准入上已经做到了相当开明。当然，在政府放权社会、购买社会服务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所谓政府放权社会，其实就是将目前由政府掌握的“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交还给社会。但放开登记，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放手不管，而是说该政府管的就由政府管，该社会管的就由社会管。在两者关系中，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准定位：

　　其一，政府要制订合理的、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各种规则。政府把权放出去，让社会组织去做，然后制定政策法规去规范，如不断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力度，出台针对社会组织的各种税收减免政策，以降低其运行成本；其二，政府在制订规则后要执行规则。社会组织自身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郭美美事件让红十字会遭到怀疑。这时就需要以制度规定纠偏，如果社会组织没有依法办事，政府就可以作为裁判将其“罚出场”；其三，政府要鼓励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在提供社会服务上，初期的社会组织不一定比政府做的好，但要给其试点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