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标准“国情论”远离了安全诉求_新闻台

1月5日起，由十个部委与主流客车生产企业联合召开的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会在京召开。“新校车标准”在客车行业引起普遍争议，一些客车厂家认为，“新校车标准由宇通相关人员执笔，以主要做中大客车的‘宇通标准’作为行业标准，将中小型的客车企业全部排除在外。”加上“新校车标准”完全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很可能最终导致有了标准而校车问题仍无法解决。

校车标准与任何行业标准一样，存在利益之争，这是一个现实。厂家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追求自身利益也无可厚非。然而，意见征求会上的所谓校车标准“国情论”，却背离了校车标准的基本诉求。多家生产企业在如此严肃重要的场合发表的言论，不仅缺少说服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失态的。

从新闻中看出，所谓“国情论”的首要证据，就是很多企业认为，从目前国内客车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看，如果完全按照“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稿执行，大多数生产中小客车的生产厂家将被排除在外。

这本身是不好摆上台面的理由，现在被正大光明地抬出来。从锅里抢肉吃，自己先得有本事，更何况事关生命安全的校车计划。如果一个人如此行事，那就是没有基本的道德感。而如果一个行业里的很多人如此行事，那就应该从政策层面反思，行业竞争是否已经被严重误导甚至人为放纵了。

“国情论”第二点，即校车标准成本过高。我们要说，如果符合新标准的校车，贵得离谱，即使当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凑不齐买车的银子，那么可以说确实太贵了，不符合“国情”。而以甘肃庆阳为例，即可反驳。事故发生后，经济欠发达地区庆阳，停止公车更新,同时自筹资金投资1000万元购买了单价20余万元的校车，就基本解决了本地区校车问题。庆阳能做出来，如果别的地方做不出来，差的只有决心。

“国情论”最后就是强调“农村实际”。应当承认，我国农村道路等级不高、路况差确实是事实，这一事实既有不适合高等级车辆运营的一面，但同时也说明为何大多数校车事故都发生在农村，这又何尝不是在反证：必须克服困难，提高车辆技术等级、以保障校车安全。

几家企业聚在一块，不谈技术细节不谈企业责任，专谈“因地制宜”和“不可一味照搬”，这就是操了自己不该操的心，这就是太过“在商言商”，不惧吃相难看。从去年以来，全国相关部委、专家、企业费力耗时研讨校车标准，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穷困偏远地区的校车安全问题，防止再酿悲剧。而死难者家属的眼泪还未擦干，有人就开始强调标准不可以统一，实际就是打算回到“人命有贵贱之分”、“点背不能怨社会”的老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