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临时工”的母亲_新闻台

　　母亲永远是个“临时工”，劳动了一辈子。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那时的大多家庭妇女都在外边干临时工。所谓的临时工就是非正式职工的劳动者。那个年代没有私营企业、商店和市场是国营的，职工都叫国营职工，当上国营职工就是端上了铁饭碗，干好干坏都开支，一般是坐办公室或干的是技术工种，像一些出体力的活儿是不干的。如果哪个单位要用劳力，就须通过劳动部门开介绍信，否则，不准随意用临时工。一个临时工每天大约挣1.34元，活重一点的一天1.64元，不用可随时解雇。

　　母亲就是这样的临时工，在被服厂缝扣眼。每天一早，母亲到厂里把衣服背回家，坐在炕沿儿上开始紧张的一针一线地钉扣、锁扣眼，多干多挣，母亲就会到很晚才休息。那时，我14岁，放学后就伴在母亲身边，试着帮母亲钉扣，母亲就为我引好针，然后打好疙瘩，我笨拙地钉起来。尽管钉得不好，母亲还是夸奖我，高兴地说：“好哇，从小应该养成爱劳动的习惯，长大了才能干啥像啥。”锁扣眼儿的活不好干，技术要求高，要一针一针地把线盘紧、盘齐。用母亲的话说就是针线钩连，针脚密实，环环相扣，一针到底。不过，没几天工夫，我终于学会了锁扣眼儿。再后来我就替母亲到被服厂背活儿，一次少背，从5件背到10件，后来就能背20件了。这一背就是两年。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我们哥几个相继上了初中和高中，家里用钱多了，母亲就把锁扣眼儿的活放到晚上干，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白天还要到附近的种子公司去背种子。那时的种子储存在粮囤子里，粮囤子是用玉米秆皮编织成的席子一圈一圈的，直径和高度有十几米。当种子囤到一人高时，人就上不去了，只好搭跳板，种子囤得越高，跳板搭得就越多、越高、越危险。那时没有机械化，只好用人硬往上背和扛。所以，上跳板是临时工中最累的活儿。一次，我给母亲送饭去，老远就看见母亲背一大半麻袋种子，在跳板上艰难地向上走，因为背的种子沉，怕后仰掉下去，有时会把腰深深地弯下去，一只手死死地拽住麻袋口，另一只手就得把着跳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上攀登，不时会停下来，闷着头喘几口大气，然后继续往上攀，踉踉跄跄，真是又累又危险。我当时本能地跑过去，在后边一把扶住母亲，母亲也没回头，哈哧哈哧地一气儿背上去，然后一侧身将麻袋口松开，种子便哗哗地淌进了囤子里。母亲这才直起腰，转过身来，拉着我走下了跳板……

　　幼年的记忆永远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母亲的勤劳精神也鼓舞了我们，我们也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我曾干过采石工、建筑工、养路工……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再也没有铁饭碗了，实行了合同制，与过去的临时工差不多，干不好照样回家去。劳动强度也低了，锁扣眼儿有锁眼机、囤粮食有传输机、盖楼房都用升降机和塔吊机了、修路有碾压机……再也不用两只手硬干了，过去养路工是骑自行车上路，现在都骑摩托或坐小车上班了。

　　时代变了，母亲也老了。然而母亲仍劳动不止，干不了重体力活，就在家为我们看孩子，成了家里的“临时工”。我们怕母亲受累，就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可母亲又偷偷接回来，说，干惯了，不干点啥不得劲儿。

　　我说，妈，您的“临时工”也该下岗了！

　　母亲咧开嘴笑了，我看到母亲仅剩的几颗牙也不知啥时掉没了，可母亲仍咧着嘴笑得很幸福……